为红楼添砖加瓦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适逢丙戌重阳之际，我专程赴京华拜访周先生，签约并取插图照片。周先生是位儒雅文人，讲究礼数。当伦苓告知他我来了时，先生即从沙发上立身，示意欢迎并让座。眼前的先生虽八十有九，满头华发，面容清瘦，但精神矍铄，身板挺硕实。说话时偶辅以手势，彰显着活力。自老伴谢世后他一人独居，幸有

3个女儿做他的拐杖，姐妹们轮流陪伴，侍奉左右，使他晚年孤而不单，颐养天年之余，仍有精神再为“红楼”添砖献瓦。

周先生家居十分俭朴，上世纪80年代的普通人家水平，略显一点杂乱。偌大的客厅书橱列队，大书桌、小圆桌案头累积了书刊、文案和函件。墙上悬着先生自书的书法长卷，书架上有一尊曹雪芹的小坐像，浓浓的书卷气迎面袭人。

伦苓告诉我，父亲年龄大了，耳聋（戴助听器，靠近大声说才能听之七八）、目残（一目失明，另一眼视力只有0.01），牙也脱了，但精神不错。周先生仍保持北方人的率真，粗茶淡饭。先生不烟不酒，喜欢食多维素糖果，借以补充营养。我们交谈时，先生从沙发旁拎出一个糖果罐，取出一颗，自品其味，像个老小孩。他胸前戴着一块佛像玉佩，平时手中爱捏着一块石头，搓摩不已。先生喜玉，爱玩石头，想必亦是红楼缘。据伦苓说他是一边把玩，活络经血，一边在思考问题。

周先生的思维清晰、活跃、独特，自我意识较强。子女对他的个人意愿十分尊重。我奉上出版合同。在付酬方式上，出版社提出两种方案选择：一为稿费制，千字计；一为版税制。前者远远优于后者。伦苓将其读与先生听，我本以为他选择前者，孰料先生听后略一沉思，说“版税”。我怕他没听清楚，让伦苓重复了一遍，请他再考虑，他仍然说“版税”。我先感到诧异，后思索，料必是先生远瞩，他坚信自己的作品有生命力，会不断再版的吧。

宝刀不老

周先生近年时有新作问世。亦曾有人表示怀疑，云先生目力已尽损，何能握笔？出于好奇，我向伦苓提出可否看看先生的近作原稿。伦苓拿出他的《红楼柳影》序手稿，我一看惊呆了：这是“天书”嘛！一篇千字文，写满八开大稿纸10页，横不成行，竖不成章，歪歪斜斜，间有大量的重叠，更有甚者，有的句子写了一半，那一半叠写到不相干的另一页上了。他全凭感觉在纸上耕耘。我见到在他那遒劲笔力字里行间，夹有圆润的铅笔字，那是女儿伦苓辨别、拼接后确认的手迹。真是字字血，句句汗，一篇短文要费老人多少心血啊！“序”文中引用了宋代女词人朱淑贞的词句，我问伦苓是不是她代查的。伦苓笑着说：“那是他吃老本，全装在肚子里的存货。”又说有些父亲觉得吃不准的，才叫她代为核实。伦苓是周先生得力的拐杖。她作为先生研究红学的助手已二十多年，开会、出访，出入相随，寸步不离。伦苓了解先生的行文特点，熟悉先生的用词规律及字的写法，故能译“天书”，准确到天衣无缝。我想周先生的晚年，没有这件“贴心的小棉袄”，恐寸步难行，更难奢谈创作了。

周汝昌先生把毕生的心血，用在《红楼梦》研究上，“半个世纪一座楼”，他出版的著作中大多含有一个“红”字，《红楼梦新证》、《红楼夺目红》、《红楼内外续谈》、《红楼艺术》、《红楼词典》、《红楼与中国文化》以及《红楼柳影》等。有趣的是，周先生对曹雪芹顶礼膜拜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忘记自己的生日、妻子的生日，但曹雪芹的生日铭诸心版。每逢曹雪芹生日，他总焚香祭拜。有时无香可焚，便用几片烘干的橘皮代之，让一缕清香萦萦，寄托情怀。曹雪芹成了他心中的佛。

首次拜见耄耋之年的老人，我不好意思徒手，赠上刻有胡适先生头像，金印胡适生平、手迹的一组徽墨。先生见之有所激动，接过后，打开墨盒，拿出放大镜端详胡适的头像，又用手轻轻抚摸，若有所思。

师恩三叠。我想，他一定是沉浸在“平生一面旧城东”的温馨回忆中。伦苓告诉我，先生晚年不忘所自、知所感戴，常追忆胡适、顾随等师友对他的赏识提携之恩。又说，他还想写一篇长文缅怀顾随先生，每每开篇，常被友人、采访者、编辑等不速之客打断思绪，难以卒篇。她说，他一定会写的。

宝刀不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