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先生除任博士生导师，现为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论组成员、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丁玲研究会会长、中国作协优秀中篇小说评奖委员会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编委兼分支副主编、北京文联副主席。1986年曾应邀赴美国斯坦福大学任访问教授一年，小传被收入美国《世界五千名人录》第二版和英国剑桥《国际传记词典》第21卷。这样的知名度，不是时间的流逝自然堆积出来的，而是建立在一系列扎实的学术创见上的。例如，关于五四文学革命，从20年代至50年代，一直并存着资产阶级性质和无产阶级性质两种观点，严家炎先生深入研究了大量原始材料，经过细密考辨，得出五四文学革命经历了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转变过程这样一个令人信服的科学见解。当时的严先生只有25岁。他那种尊重历史的科学态度和敢讲真话的学术勇气一直持续至今。著名作家萧干在读过严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后赞赏道：“我感觉除了作为史家的全面性，作为鉴赏家的客观性之外，这里还有一腔侠胆义肠”。的确，严先生是最早萧干《关于“京派”小说的探讨》，《文汇报》1990年5月1日。冲破樊篱，从流派角度研究现代小说的。他还提出现代文学的性质是文学的现代化这样一个高屋建瓴的理论，相对于过去的反帝反封建说，大大深化了人们从学术本身的角度对现代文学的认识。

此外，严先生的主要创见还有：

　　鲁迅小说开辟了多种创作方法的源头；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在鲁迅手中成熟；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是多元的，其现代性在于现代的思想主题获得了现代的存在形式；解放区文学贡献与弱点并存；文学流派是时代要求、文学风尚和作家美学追求融和形成的；文艺批评要切忌“跨元批评”；金庸小说带来了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等。

　　这些创见不断推动着现代文学研究进入更新更高的境界，并使之成为整个文学研究格局的中坚。而严先生本人的学术境界，则“看似寻常最奇崛”，越玩味越觉得不易概括。一位北大学生赠言给严先生道：“我真正懂得实事求是——一丝不苟这两个成语的含义，是从您的评论文章中”。但除了“三老四严”式的平凡朴实之外，严先生的文章还具有一种“方而不割”“光而不耀”的浩然之气。若比之于酒，它不是二锅头般的刚辣猛烈，不是竹叶青般的绵雅幽深，更不是什么XO般的人不人鬼不鬼，而是好像茅台一般的温厚而纯正，饮之但觉神畅而不觉体软。若比之于棋，它不是武宫正树“宇宙流”式的天马行空，不是赵治勋“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那般英雄欺人，也不是桥本宇太郎“流水不争先”的一味好脾气，而是好像小林光一，着着朴素，步步无华，但着着没有漏洞，步步充满伟力，“开头的切中题旨，中段的严密充实，结尾的戛然有力，”构成一盘气韵沉雄的佳局。若比之于武功，它不是降龙十八掌般的威猛无俦，不是太极拳般的阴柔流转，更不屑使用五花八门的暗器，而只是一套再简明不过的少林长拳，不潇洒，不飘逸，不插科打诨玩花样，但却底气充沛，力道如长江大河，绵绵不绝，达到了学术与人格凝为一体的“刚健笃实辉光”的大儒境界。只有心中充满对真理的信仰，对历史的关切和对生活的热爱，才能做到这样的有傲骨而无傲气，举轻若重，处变不惊。所谓“豪华落尽见真淳”，正是这种朴实美与刚正美的统一。

　　不过，严家炎先生的成功是靠勤修苦炼达到的，对“恰如其分”境界的追求有时难免显露出“从心所欲”与“不逾矩”之间的矛盾，而且似乎有一点“老来渐于诗律细”的倾向，这也许是学生们有时觉得他要求过于严格，以至盛传他是“严加严”的原因吧。下面还是让我们从严先生的几部代表性著作中，去领略一下他沉稳而昂扬的风采。

《知春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副题为《中国现代文学散论》。这虽是作者的第一部论文集，但已鲜明展示出一位成熟学者的大家风范。结集文章21篇，三分之二写于文化大革命前，三分之一写于新时期初，文革十年一跳而过——可以视为是对那个年代的一种否定吧。经历了严冬的磨练和积淀，在知春之际，自有一股蓬勃奋跃的炎炎之势，这也许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严加严”的力量。望》，《论现代小说与文艺思潮》。

在激流外永生

乔忠延

午后，偏西的太阳喷射在阳台上，暖融融的春光给了花木新的生机。偏在此时，手机响了，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张厚感先生打来的，他告诉我：张中行先生走了。听了，我心头一颤，禁不住隐隐作痛。屈指算来，他今年该是98岁了。按我们乡下的规矩，这样的寿辰，实属高寿，先生又几近于无疾而终，堪称喜丧，但是，我仍然止不住一阵又一阵的绞疼。

我与张中行老先生相识整整十年了。面见他前已读过他的不少作品，《负暄琐话》、《负暄再话》、《负暄三话》，以及之后面世的《顺生论》一本一本都读过了。读他的作品，不容速疾，不容急躁，最好在夜阑人静的时候，挑亮一盏孤灯，淡泊身心，宁静思虑，轻吟几行，抬头望一望窗外苍穹上闪烁的星斗，沉思一番，继续吟读。我在一篇关于读书的小文中写过这样的情景，称之为品读。的确，他的书中蕴含着无穷的世理，无穷的人道，而这些世理和人道又深掩于浅白得有些拙朴的文字中，不细吟，不咀嚼，还真难以品得其中的真味。这样的文字才堪称“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完全是落尽豪华的真淳，是生命在历经风浪之后的彻悟，是思虑在历经摔跌之后的洞明。张中行先生缘他那些朴实无华而又蕴含无限的文字崔巍在我的心中。

第一次见到张中行先生实在有些仓猝，仓猝得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本是去宾馆看望另一位客人的，不意间，他却高挑着一件蓝色的的卡中山装来到了我面前。仓猝之中我觉得他的面孔似曾相见，到底在哪里见过？我挖空心思搜罗记忆，亮在脑屏上的竟是这样的语句：道静扭头一看，一个黑黑瘦瘦的青年，含着微笑站在她身边，……他留着短分头，穿着黄色卡叽布学生制服，眼睛虽然不大，却亮亮的显着灵活和聪慧。

这不是杨沫笔下的《青春之歌》吗？是的，正是杨沫借林道静的眼睛看到的余永泽的形象。所不同的是，我面前的张中行先生不是“黑黑瘦瘦”的，而是白白净净的。尽管其时他已是88岁的老人了，岁月的风雨虽然剥逝了他的青春，却无法剥夺他白净的肤色。时过境迁，我甚为那日的唐突联想而歉疚，余永泽就是余永泽，张中行就是张中行，社会上虽然盛传张中行就是余永泽的原形，可是，余永泽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怎么也不能划等号呀！为什么会在面见张中行先生时硬要将他和余永泽牵扯在一起？是有些思维的曲扭。

追溯原因，只能是《青春之歌》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是在豆蔻年华读到杨沫这部长篇小说的，那时候思想清纯，精神昂扬，充满了激情和活力。读《青春之歌》，青春的躯体也想用热血谱写一曲活力喷射的歌曲，用这高昂的音符去报效时代，也报效祖国。没过多时，这种热望便有了着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嘶哑了嗓子喊口号，熬红了眼睛写大字报，一心要破四旧，立四新，让红彤彤的铁打江山永远彤红，而且还要红遍全球，解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在水深火热中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那可真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呀！然而，激情燃烧过了，国门洞开了，看看门里，望望门外，怎么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不是人家呀？……这才发现激情中的幼稚和轻浅，以及幼稚和轻浅导致的荒唐和愚昧！当然，我不能把一个时代的幼稚、轻浅归罪于一部作品，也不否认时代的幼稚和轻浅最容易成为一部作品的幼稚和轻浅。我只是说，《青春之歌》的时代合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思想刻痕，以至见了张中行先生居然会有这么唐突的联想。

日后几番识见，和张中行先生熟了，他的平易近人，他的随和可亲，他的口无遮拦，也就打消了我的拘禁。那一次，是在北京他住处不远的一家餐馆，几杯酒下肚，身热胆壮，竟然把他和余永泽的想法摆上了案几。话一出唇不免觉得又有些冒然。哪知先生毫不见怪，坦诚而言，说道开那远去的往事。平心而论，他和杨沫最初的相爱和热恋是一段美不可言的花期。可惜，花开就有花落时，这朵热恋的鲜花凋零得太快了。不是流行语的那种俗套：结婚是恋爱的坟墓，而是，在时代政事面前，各人有各人的见解，见解的不同导致了思想的隔阂，思想的隔阂成为夫妻间最难逾越的鸿沟。长久阻隔于鸿沟两岸的夫妻，分手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解脱。就这样，他们各自奔往自我的前程了。

我请教张中行先生，他和杨沫的主要隔阂是什么？他说是信和疑的分歧。杨沫对轰轰烈烈的时代激流深信不疑，推波助澜，时不时还会热血沸腾，情难自禁。他则事必沉思，沉思得淡泊而又宁静。试想淡泊宁静和热血沸腾岂能水火相容？

谈到这里，张中行先生告诉我，他阅世加内省，认为婚姻可以分为四个等级：可意、可过、可忍、不可忍。可意是两个人志同道合，也就是常说的天赐良缘；可过，很显然退了一步，虽不是情投意合，但俩人尚可以相亲相爱，日子完全过得下去；这可忍又降了一个台阶，双方缺乏共同的识见，也没有什么亲情可谈，却可以忍受，修养高的还能忍出个相敬如宾的家庭局面；至于不可忍，那只好分道扬镳了。他和杨沫已水火不容，各奔东西也就不失为上策。

分手后，各自践行在自我的思维定式中。杨沫继续着激情，把自己的激情奉献给时代的激情，又用时代激情，澎湃出自我激情，因而高唱出了《青春之歌》。《青春之歌》再用自身的激情激昂出我们，以及和我们这些学子一样轻浅者的激情，我们的民族就在激情中走向了一个世所罕见的时代，红色的浪潮似乎是要荡涤一切污泥浊水，却没想到摧折了千千万万个温馨庭院，人或为鱼鳖也伺空见惯了。放下时代的激流不说，杨沫还在小说中玩了一把，即把张中行玩成了余永泽，把白白净净变得“黑黑瘦瘦”，不大的眼睛明亮和聪慧了没多日，就变成“他原来是个并不漂亮也并不英俊的男子”，继而，由于发现了他灵魂深处的污点，分手也就是一种必然，而这种必然也就表明了林道静的高尚。当然，林道静的高尚也就是杨沫的高尚。杨沫生活在高尚的华灯中，光环里，成为多少热血青年，多少莘莘学子敬仰的作家呀！

这时候的张中行先生可就惨了，他不合时宜，不入主流，不追从时代潮流的金光大道，而独步蹊径，埋头致学，甚而喜行山野，潜思世理，这不就是反叛嘛！别人都在一展歌喉，争当时代弄潮儿，你不加入合唱也罢，岂容你还有不规之举，所以，受批判、挨斗争，也就在所难免。62岁那年，刚刚逃脱了干校劳作的苦役，又被送遣返自己的故乡，孤身一人，衣食寒暑，整整八载！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苦难中，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学识，自己的思虑，又操笔涂鸦，重写在激情鬼火中不得已而焚烧了的书稿。先生这种境界实在让我辈难以理解，也就难以写照，好在他的《流年碎影》一书中有所忆记，不妨抄录一段：

想不到六七年之后，我由干校放还，夏秋之际到家乡去斗室面壁，却迎来过多的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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