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的岁月，孤凄的清闲。一位花甲老人居然将艰难的日子大化为不可多得的自在，自在读书，自在走笔，自在怡悦。不为名，也不为利，只图个自我修身养性而已。就在这闲静的自在中，一部醒世之作问世了，这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顺生论》。《顺生论》用大白话蕴蓄了大世理，涉及到存在、生命、天道、命运、快乐，几乎把困扰人生的问题都剖析了个彻头彻尾，都阐述了个明明白白。展卷捧读，如醍醐灌顶，胸中困惑尽释，眼前尘色全消，将自己大化在自然中，将生命大化在社会中，和谐相处，生生不息，这是多么美好的境界。

当然，《顺生论》的面世不是从故乡油灯下拿回来就印行的，进入新时期他仍然费了一番心血，续写、修改，几易其稿，才成书卷。这会儿的文坛激荡着另一股潮流，西方的东西一涌而入，现代的，后现代的；结构的，解构的；魔幻的，黑色幽默的……。洪涛一样冲击着我们的墨色，流行的不少文字很快改变了颜色，成为别国思维，别国语式主导的产物。请理解，我这样说绝不是要闭门锁国，排斥异域文化，而是希望我们能用外来文化充实自我，化为自我的文化素质，再用自我的语式表述出来，形成中西合璧的文化景观，决不能生硬的照搬，也不能比照人家的牙慧去克隆产品。这时候，再看《顺生论》，以及张中行先生的其他作品，仍然不入流，用先锋、现代眼光看，是完全的落后，落后的没有一点洋味，土得简直能掉出渣来！然而，我在品读先生的文章时，从中读到的不仅是孔孟，不仅是老庄，还有弗洛伊德、叔伯华和尼采，只不过那高鼻子蓝眼睛的思虑大化到中国的大白话当中了！张中行先生用他的中国白话包容了整个世界！站在他包容的世界中看先锋，先锋是克隆的先锋；看现代，现代是克隆的现代。克隆的文学竟然也成为潮流，也能激发一代人的热情，这真让人感到惊奇。惊奇的目光回望文学克隆的激流，如同看到那股政治狂热的激流一样，实在是难以恭维！

这便提醒我们注意，当激情奉迎时势的时候，很可能造就极权专制，祸害的不仅是广众，难免不祸及到激情者本人；当激情追逐时尚的时候，很可能造就变异，曲扭的不仅是广众，自然曲扭最大的是激情者本人。最为可悲的不是被祸及和曲扭，而是受了祸及和曲扭却不以为然，反以为快，甚而像阿Q一般要用手中的笔画一个自己认为最圆的圆圈，献给要抹自己脖子的刽子手。由此更可以见出，先生用他的淡泊而宁静保持了民族的清醒，他用笔下的作品，为世人，也为文学创作者树立了一支新的标杆。无论别人怎么认为，我则愿意用毕生精力去追求这标杆的高度。

返回来再看先生对《青春之歌》的态度，那也是一种淡泊而宁静的境界。他曾对我说，人们都认为余永泽是影射我，我妻子则认为是丑化我，更是气愤。我劝她，我不是什么有地位的人物，影射我没有意思，丑化我更没有意思。况且，这是写小说，可以编造大小情节，又不是入史部的著作，何必较那个真！听听，仅这寥寥数语，就把当今文坛可能闹腾的一场满城风雨的名誉侵权官司化解了！有谁知道，那么多年他生活在余永泽的阴影里，落后、阴私、丑陋，笼罩着他的行迹，加大了坎坷，加深了沟坡，使他的人生更为艰难，更为曲折，然而，九死一生，挣脱磨难的他却淡然一笑，一笑了之，这是何等难得的宽怀！

如今，先生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大化到另一个天地去了。杨沫也早就先他而去，离开了尘世。一场笔墨恩怨已成为红尘往事，提起来也没有多少意思了。我所以重提旧事，是想起了这么一段话，记不清是哪位作家写给蒲松龄的，却在蒲公身上寄托了自己的见地：一个作家在世时，他的地位决定作品的地位；一个作家去世后，他的作品决定他的地位。我无意抵毁杨沫，却更敬重张中行先生，虽然他一生没有进入时局的激流，也没有进入文学的激流，但我认为，正由于如此，他才会获得永生。

我以此追念张中行先生。先生，走好！ 

“把栏杆拍遍”的梁衡

马治权

去年年末,我收到一套《梁衡文集》,在这之前,我已读了他不少的散文篇什,如《觅渡,觅渡,渡何处?》《大无大有周恩来》《红毛线,蓝毛线》《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特利尔的幽灵》《跨越百年的美丽》《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和《把栏杆拍遍》等.

我和梁衡,不是患难之交,也非同学至友,我认识梁衡,正是缘于他是一位“精神上富有的人”。我第一次与他晤面,是在新闻出版署他的办公室,他那时已是副署长。我通过他大学同学的关系找到他,他很谦和地接待了我。大概谈话比较投机,我们有缘,他拿出一本他写的书——《新闻绿叶的脉络》,签上名给我。“这是一本讲新闻业务的书。”就在他签名的时候,我站起身来走过去,看到了他玻璃板下面压着的放大了的《张玄墓志》帖。《张玄墓志》是名帖,历来为书法家收藏家所重视。我说何绍基旅行两万余里,此帖一直伴随在身,无时不在欣赏。没想到梁衡从抽屉中拿出一个缩印本说：“我也是这样做的。"这个缩印本,剪贴得很精,只有64开大,可装在口袋里。初次晤面,《张玄墓志》缩小了我俩的距离。他惊奇我对《张玄墓志》的熟悉,我则钦敬他在从政之余不仅喜好文学,而且也如此喜欢书法。这正如他在《与朴老结缘钓鱼台》中所写的“在精神上富有的人,才有线相识于人,或被人相识。”

从那以后我们就在精神上相通了,他有稿件往来,我有信函回复。每看到他的新作,难免不为他的才华所冲动。于是就想,梁衡身兼重任,管理着全国上万家报刊杂志,他哪有时间写这样好的文章?一定牺牲了许多的节假日吧。所以又想,他做官不免有些可惜!假如他像许多专业作家,能静下心来专门写文章,那会有多少好文章问世啊!

有了这样的想法,我就给梁衡写信,把我的想法如实写了出来,希望他能逐渐隐退到一个有更多时间搞创作的岗位上。梁衡接信后,一如以往,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他大概不想拂我的面子,或者说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太复杂。“人各有志,不可强勉。”我也知趣,以后便再也没有提类似的话题。

但我一次在杂志上看到了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他在清华演讲,同学们向他提问:“让你重新选择,会做什么?”他回答：“做官。"当然,他后面又有一些解释,说做官与讲政治的关系。我想我当时是有点自以为是了!我不仅不支持他做官,反而鼓励他隐退。其实他本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文人,写文章只是他政治抱负的一种宣言。他十分喜欢写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的政治人物。因此我想,梁衡之所以能写出这些文章,皆因为他在政治上与这些人物感同身受。假如他不是现在这种角色,而是一个纯粹的文人,那么无论如何也写不出这种感觉,写不出这样的深度和高度。就像瞿秋白、范仲庵、辛弃疾之所以不同于李煜、李清照、柳永等人一样。

梁衡还使我想起陈毅元帅来。郭沫若称赞陈毅“天南一柱百战身,将军本色是诗人。”我以为梁衡也有如此特质。细读梁衡“人杰鬼雄”系列散文,便可看出他的政治情结。他在《觅渡,觅渡,渡何处?》中写道：“秋白与鲁迅、茅盾、郑振铎这些现代文化史上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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