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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的，海迪似乎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海迪的有意为之。在巨大的名利面前能够选择淡出，这需要清醒、理智和非同寻常的勇气。因为当时盛名之下的海迪确实在上学、工作和个人发展方面得到很多机会。
而重新开拓自己的道路，不仅意味着失去这些机会，还意味风险和失败。别说对于病魔缠身的海迪了，即使对于一个健康人来说，风险和失败都是极大的考验。然而，海迪是勇敢的，她的勇敢来自于清醒———海迪说过，对于一个胸以下所有部位都没有知觉的人，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清醒的大脑了。
10年后，她捧着自己的心血之作回归了人们的视野海迪给自己的重新定位是当一名作家。
海迪认为，作家不是演员，她的位置不是在辉煌的舞台上，而应该在幕后，一个作家应该用自己的作品说话。
正是因为坚持了这个理念，10年后，海迪捧着自己的心血之作回归了人们的视野。
她的长篇小说《轮椅上的梦》已经在日本、韩国出版。她的译作、散文集和小说多次获“庄重文学奖”、“优秀图书奖”、“优秀妇女读物奖”。尤其长篇小说《绝顶》获“首届中国出版集团奖”、“第八届中国青年优秀读物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其中，《生命的追问》和《绝顶》都是再版多次，那是广大读者的认可。她习惯于夜晚写作，因为白天还有很多会议和社会工作等待她。多少个寂静的夜晚，室内的灯光和窗外遥遥闪烁的灯光默默陪伴着海迪。
直到她听见轻轻开门的声音，知道天亮了，那是父亲出去打太极拳。
登山是海迪从小的愿望，有一次，她被云南梅里雪山的风光图片所吸引，决定写一部关于登山的长篇小说，这就是后来出版的《绝顶》。事实上，海迪也是在攀登自己生命的高峰。
《绝顶》海迪写了4年，出版的时候是30万字，但是第一稿是50多万字，第二稿46万多字。4年中，这部小说海迪删改了7遍。那段日子，她的腿一直浮肿，还患了大面积的褥疮。海迪是在拼命地压榨自己，希望把最好的作品呈献给读者。
“我能忍受世界上最难以忍受的痛苦”1991年，海迪患了鼻癌，听到诊断的结果，她在一刹那间甚至有种解脱的轻松感：自己终于可以死了。
我觉得，没有一个人会因此责难海迪，会认为她不够坚强。
试想，一个从5岁起就要每天生活在病痛之中的弱女子，她要有怎样的意志、怎样的勇敢才能坚持下来呢？那不是一天、一年，而是漫长的一生，是一辈子！
海迪的这次手术，是她经历过的第六次大手术，而且是在没有使用麻药的情况下施行的，锋利的手术刀和尖细的针在她的皮肤中穿过。鼻子那么小的一块地方，缝了40多针。
海迪说，“从手术室出来，我的手冰凉，还有些发抖，但是我没有喊叫一声。我知道，如果在白色恐怖时期被敌人抓去，我不会做叛徒，因为我能忍受世界上最难以忍受的痛苦。”前段时间又与海迪联系，才知道海迪摔伤了。那天，她去省作协开会，股骨摔断了，因为没有知觉，她还坐着开了半天会，直到中午，妹妹才发现，她的左膝肿得像一个篮球了。在医院，她的髋关节和脚踝都包上了支架，一动也不能动。
我不由感叹：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海迪啊。然而，海迪依然爱美，家里干净得一尘不染，自己也永远整洁漂亮。
她还特别爱笑。有一次，我给海迪打电话，她说，家里人都出去了，她正在照料家里的3只小狗吃饭，最小的小狗喝奶，把奶嘴都吃了。
然后，她自己就笑个不停。听着她那么快乐那么富有感染力的笑声，我的眼睛突然湿润了。我想起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中曾这样描述贝多芬：这个世界没有给他欢乐，他却创造了欢乐给予这个世界。
海迪也是在病痛中创造了欢乐、爱和美丽并给予世界，而世界也给予了海迪很。
她说过，自己有世界上最好的父母，还有一个爱她的丈夫佐良。她曾经让我看过佐良写的文章，文笔十分细腻，一看便知是一个沉静而情感丰富的人。
他们一直默默地站在海迪的身后，给了她最强大的力量和支持。也许，这是命运以另外一种方式给予海迪的奖赏吧。
严家炎：豪华落尽见真淳
孔庆东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日益成为一门显学，是与这一学科中几代大宗师级的学者的披沥垦拓分不开的。如果不揣片面地概括一下，可以说创业一代的王瑶先生多表现出一种名士风度，唐先生多表现出一种诗人风骨，而承后一代的严家炎先生，则多表现出一种儒者风范。
严家炎先生1933年11月14日出生于上海宝山。早在吴淞中学时期，便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1950年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后到安徽做过四期土改工作，曾发动农民建立互助组，开展生产救灾。对农民生活和农村工作的实际体会和深切了解，为他日后在农民题材文学研究上取得卓越成就奠定了宽厚的基础。严先生曾任职安徽省委组织部，1952年任安徽铜官山矿务局秘书和办公室副主任。一个不满20岁的青年，已经涉足了社会生活的几大重要领域，这也许是他日后“最倾心”于小说研究的根基之一吧。他说：“在各种文学样式里，小说最便于表现古今中外人类社会的复杂内容。而要评论小说作品，最紧要也是最困难之处，便是体察人情，体察生活。”
带着这种丰富的体察积累，严家炎先生1956年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副博士研究生，1958年留系任教，从此开始了他的学者生涯。从最初的评论文章起，严先生就坚持“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原则，对陈腔滥调、空洞无物的文风保持着清醒的警惕。即便在为《文艺报》作业余评论员，需要写一些“命题作文”时，他仍然“坚持先以普通读者的身份，在心情完全放松的情况下将作品欣赏一遍”，以便“为整个批评建立比较牢靠的基础”。西方的美学理论称此为所谓用“奥卡姆剃刀”剔除了一切先入之见的胡塞尔现象学意义上的“纯阅读”，而严家炎先生则是怀着严肃的责任感、使命感这样做的。从1960年任讲师，到1978年任副教授、中文系主任，他始终坚持“从艺术欣赏入手，在鉴赏的基础上评论，将直观的欣赏和理性的分析结合起来，将美学的批评和历史的批评统一起来”，在情感上的“趁热打铁”与理智上的“冷处理”之间找到一个适度的平衡点。而历史主义的标准则是确定这个平衡点的“唯一正确的标准”。
由于捍卫这一标准，严家炎先生的学术道路既是坚实的，也是坎坷的。60年代初，在对柳青《创业史》的评论中，严先生发表了一系列充满卓越史识的独立见解，遭到全国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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