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题型本身的教条化与框架化，加上高考写作不可避免的趋同性与模式化，使得多数作文都成了一种呓语式的道白：你是自由的，也是不自由的；你是不自由的，也是自由的；没有绝对的自由，也没有绝对的不自由……

尽管邬国平教授希望在强调思辨的时候，“不要忽略了关注生活的这一面”，但遗憾的是，具体的生活、矛盾与问题只是被联系的材料与例证，本身并不是思考的对象，更非分析的中心，很多具体的矛盾在这种公式化的写作中被遮蔽了。什么是自由？在什么意义上人是自由的？在什么意义上人是不自由的？人的自由意志与现实生存到底是怎样的关系？萨特的“绝对自由”与卢梭的“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是怎样的关系？……这都是极其复杂的问题，但在两句格言的纠缠中，所有的矛盾与冲突被囊括了，看起来放之四海而皆准，实际上却是以一种理性的思辨性与抽象的逻辑完美性替代了具体的辨析与论证，培养的恰恰是一种坐而论道却不切实际、高谈阔论却不着边际的思维方式。

政策响应、道德阐释与抽象思辨三类命题，共性在于缺乏具体而真实的问题。结论是规定的，答案是既定的，规律是前置的，写作者并不需要做具体的判断与选择，当然也就用不着具体的分析与论证，写作仅仅是根据现成的结论、答案与规律，演绎、附会或者炮制一篇文章而已。有鉴于此，本人用“凌空蹈虚的道德口号，大而不当的人生讨论，抽象虚无的哲学玄想，矫揉造作的造势煽情”来概括这些命题。

没有真问题，就没有真思考。面对一个命题，当考生并不需要为自己的结论提供合理的理由与可靠的根据时，所谓的思考就是值得怀疑的，所谓的判断就是虚假的。在这样的写作中，与其说考生提供的是理由与根据，还不如提供的是例子与事实，这不是论证，这只是印证。结果，大量出现的，是借助简单的事实枚举印证论点，借助粗糙的类比论证比附论点，借用炫目的修辞技巧夸饰论点，或者借用煽情的情感技巧渲染论点。看起来文采飞扬，实际上逻辑混乱，论证乏力。考生也都心知肚明，与其在具体的分析论证上下功夫，还不如在材料上、气势上和文辞上花点功夫，新颖的材料夺人眼目，盛大的气势勾人魂魄，美好的言辞赏心悦目，总而言之都是拿分的利器。坊间流传的大量高考高分满分作文，多数都是依靠这些手段获得的。

不必指责学生的写作，应该反思的是命题。这样的命题带来的必然是假大空的写作。每年高考之后，总有些专家名人指责我们的考生写不出真情实感，写不出真知灼见，写不出个性与创造性。在我看来，这些指责都未能触及高考写作的“七寸”。作为一种功能明确且形态独特的写作，高考写作的特殊性决定了在高考作文中寻找一代年轻人的情感、卓见与个性，是不切实际的。我们更应关注的，是思考与表达的真实性与有效性。

也就是说，要设计具体与真实的问题，“逼迫”考生必须做出合情合理的选择，并为自己的选择寻求合理的理由与根据，做出合乎逻辑的分析与论证。有了过硬的分析论证，材料、气势与文辞才能锦上添花，而非佛头着粪。

第四阶段 具体思辨

2015年高考之后，上海卷阅卷负责人周宏老师提出“拐点论”。他说，“所谓拐点，主要体现在我们的作文题对思辨的限制过多，更多体现的是命题老师的思辨，学生的主要工作是阐释其思辨，并未给学生提供足够的思辨空间。”周老师的话一针见血。学生的主要工作是阐释命题者的思辨，是复制或重演他人的思辨。

走出滥情的泥淖，走向理性的清明，2015年算得上具体思辨命题的元年。这一年，全国卷1率先推出了一道“女儿举报父亲”的题目，给人以强烈的震撼。题目大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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