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阳烈士谭嗣同殉难百年祭

袁  鹰

一百年前，1898年9月28日，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八月十三。那天上午，北京城上空乌云笼罩，天色阴沉。加上道路相传，说慈禧太后已从颐和园回宫，光绪皇帝被囚禁在中南海瀛台，维新变法人士纷纷被捕或远走高飞，一时间人心惶惶，不知会发生什么祸事。果然，到了下午，宣武门南菜市口，推来六辆囚车，一字排开，监刑官军机大臣刚毅一声令下，刽子手举起屠刀，寒光闪闪，砍下六颗黄金无价的头颅：谭嗣同、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光仁。其时天色如墨，忽然风雨交加，流淌街心的鲜血，顷刻间被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

这悲壮的一幕，宣告了戊戌百日维新运动的悲剧性结局，也为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为了匡世济民寻求改革救国之道的种种努力和尝试，谱写了最后一曲令人椎心泣血的壮歌。

整整一百年过去了。

菜市口是北京宣武门南一处交通要道，向西出广安门过卢沟桥去南方各省的必经之地。它的东南西北方向许多街巷胡同里，槐荫深处，紫藤架下，曾是明清两代许多文人学士的住宅和寄寓，散布在胡同中的许多会馆，更是南方旅京清寒文人的栖身处所，各省进京应考士子、待选官员的歇脚处。当年康有为就住南海会馆，谭嗣同住浏阳会馆。民国后李大钊、陈独秀在安徽泾县会馆编《每周评论》，鲁迅住过绍兴会馆，毛泽东住过湖南会馆。这块被当时文人们亲切地称为“宣南”的地区，是京城一块宝地，浮游着郁郁葱葱的文化氤氲。如今，它早已成为北京宣武区的黄金地段。前几年为了兴建新火车站，拓宽大街，拆除两侧房屋，烈士抛掷头颅处已被深深埋在沥青路面下，供监刑官下轿休息的老药铺西鹤年堂也移到大街以北。近日来，因为要开通向南的大道，更变成喧嚣的筑路工地，推土机不住轰鸣，运土车频繁来去，行人到此处，满眼瓦砾场，从何处寻觅菜市口的旧时模样呢？

　  一百年风霜，一百年血泪，全在尘土飞扬中烟消雾散了吗？

这些年来，有关那场从变法到政变一百天过程的书籍和文章，连篇累牍，目不暇接；电影和电视剧更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非凡。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等殉难六君子，袁世凯、荣禄、特别是光绪帝、珍妃和慈禧太后，一百年前那些风云人物，像走马灯似地在当代读者和观众前不断闪现，涌成文学、戏剧、电影、电视“清宫热”浪潮中一个具有悲壮色彩的亮点，也引起几许慨叹，几许沉思。

纷纷扰扰中，我的眼前总浮起那位来自湖南的青年书生谭嗣同的身影，耳边也总响起他那浓重的浏阳乡音。谭嗣同于9月23日被捕，5天后就义。梁启超记叙了他这位知心好友最后的心曲，那句掷地可作金石声的誓言，传诵了一百年：

“……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君东游，君不听，再四强之，君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于难。君自系狱，题一诗于狱壁曰：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戊戌政变记·谭嗣同传》）

浏阳烈士的两句遗言，确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变法、改革、革命，一切改变旧制度、旧观念，一切改造旧社会、旧世界的行动，“无不从流血而成”。谭嗣同目睹时艰，自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以后，东西方帝国主义者步步侵犯，得寸进尺；清朝廷腐朽昏庸，因循守旧，苟且图存，生机已尽，他才甘愿以自己的流血牺牲唤起沉睡的民族。千百年来，那些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临大节而不辱，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忠义节烈之士，从来都被后来者奉为最高的楷模。他们身无寸铁，手无缚鸡之力，有的只是满腔碧血，一片丹心。但是为了变法、改革，为了革命，他们上下求索，万里奔波，披荆斩棘，含辛茹苦，为国家民族耗尽毕生心血，直到最后一息，有的更是慷慨赴义，从容就死。

这样的仁人志士，一百年来实在是太多太多了。19世纪末叶是风云际会、英豪辈出的年代。不说远的，单说那最后10年的90年代中，在中国近代革命史页上，就出生了刘伯承（1892）、毛泽东（1893）、邓中夏（1894）、恽代英（1895）、邓演达（1895）、彭湃（1896）、叶挺（1896）、陈潭秋（1896）、王若飞（1896）、贺龙（1896）、叶剑英（1897）这样一大批领袖人物。而在谭嗣同血溅菜市口同一年的1898年中，先后就有周恩来出生于江苏淮安，刘少奇出生于湖南宁乡，张太雷出生于江苏常州，项英出生于湖北武昌，彭德怀出生于离谭家乡浏阳不过80公里的湘潭。还有在下一年（1899）出生的瞿秋白、李立三、聂荣臻。今年，我们都已经或者将要为他们的百年诞辰寄托深深的缅怀和哀思。等到历史车轮进入20世纪初，那就更多更多，宛若繁星闪烁了。

这些谭嗣同的后辈，降生在时代的愁云惨雾中，不知是不是由于菜市口街头鲜血的感召，都是少年时代就胸怀大志，以身许国，要将自己青春的才华，智慧和精力，献给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他们功勋卓著，泽及人民，有的人战斗一生，坎坷一生，到老来还不免横遭种种猜忌、委屈、诬陷以至残害。他们那伟大的精神和崇高品格，必然激励后来者义无反顾，勇往直前，面临重重艰难险阻而无惧色。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精魂所在。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当时寄居宣南福建会馆，他几乎目击了菜市口的惨剧，震愕哀伤之余，在秋风秋雨中冷静下来，为六位烈士写了悼诗：

求治翻为罪，明时误爱才。

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

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来。

临河鸣犊叹，莫遣寸心灰。

　　　　（《愈懋堂诗集》）

诗写得感慨遥深，充溢着诗人的愤懑和忧伤。前四句表达了他对百日维新运动的成败和评价。末二句用了孔子的典故：在卫国不得重用的孔子，打算到晋国去投奔当政的赵简子，风尘仆仆到黄河边，听到赵简子杀了贤大夫窦鸣犊的消息，顿时吃了一惊。“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他认为赵简子未得志时，依靠窦鸣犊等帮助夺得权力，掌握政权后就杀了他，这样的形势下，自己到晋国去也未必有好的遭际，只好叹息命运不佳，放弃渡黄河，折回卫国（见《史记·孔子世家》）。严复将窦鸣犊比谭嗣同，并不确切，但他的重点是在末一句“莫遣寸心灰”，勉励自己千万不能为维新运动的失败而灰心，还须再接再厉，前仆后继。遥想他在福建会馆黯淡的窗下挥笔吟成这几句诗时，大约还未读到谭嗣同的题壁绝笔，但他们两位的心意似乎早已相通。严复是维新变法的鼓吹者，他发表过《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重要论文，抨击顽固保守，呼唤救亡图存。戊戌以后，又不遗余力地介绍当时西方的先进思想，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和孟德斯鸠的《法意》翻译到中国来，为20世纪初的新学思潮推波助澜。作为世纪之交思想界的盗火者之一，他的功绩也是应该载入史册的。

“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来”。一百年前的严复，以他睿智的眼光，预见到变法和改革事业“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艰辛前途，也预见到光明的远景，不管雨有多大，必定有云开日出的时候。12年之后的武昌起义，终于摧毁清朝廷的宝座，从此结束了漫长的封建专制王朝。再过10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掀开中国现代革命的新史页，神州大地上迎来崭新的局面。又过了30年，天翻地覆，天安门前升起五星红旗，前文提到许多谭嗣同的湖南同乡后辈，都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女，也是这一连串改天换地的伟大而持久的变革中叱咤风云、屠龙缚虎的猛士……

沉  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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