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我读汪曾祺》           ——汪曾祺        作者：陈喜儒

20、《北岛：在语言中漂流》   ——北  岛        作者：刘鹏凯

桃花庵里桃花仙（节选）

——风流才子唐伯虎的前世今生

慧  远

在中国世俗社会中，唐伯虎这个名字称得上是家喻户晓。且不说关于他的各种野史逸闻滥觞于民间，旧时的一部《四杰传》以及评弹《三笑姻缘》亦可谓深入人心，遍传于大江南北之街头巷尾与茶楼酒肆。再加上近世影视作品的推波助澜，更使得唐伯虎的形象带有了浓重的世俗文化意蕴，他本人也日益被打造成为一个半人半神的传奇人物。唐伯虎的形象向以风流倜傥和潇洒不羁为其标准的民间定式，各种版本的唐伯虎故事所突出表现的也大抵不外他恃才傲物、游戏人间的才子本色，无论是明人冯梦龙的小说《唐解元一笑姻缘》，还是当代周星驰的电影《唐伯虎点秋香》，其间一脉相传的无不是唐才子对传统道德的藐视和对世俗规范的颠覆，他的所作所为既与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大相径庭，而他的风流韵事却又为一般大众所艳羡和津津乐道，其微妙之处的确耐人寻味。那么，现实生活中的唐伯虎，其真实的面目究竟如何呢？

我们先来翻阅一下《明史》。这部由清代官方所修的卷帙浩繁的正史，留给唐伯虎的不过只有区区二百多字而已。在五十多人的文士合传中，唐伯虎名列倒数第十六，其志传的内容如下：“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性颖利，与里狂生张灵纵酒，不事诸生业。祝允明规之，乃闭户浃岁。举弘治十一年乡试第一。座主梁储奇其文，还朝示学士程敏政，敏政亦奇之。未几，敏政总裁会试，江阴富人徐经贿其家童，得试题。事露，言者劾敏政，语连寅，下诏狱，谪为吏。寅耻不就，归家益放浪。宁王宸濠厚币聘之，寅察其有异志，佯狂使酒，露其丑秽。宸濠不能堪，放还。筑室桃花坞，与客日饮其中，年五十四而卒。寅诗文初尚才情，晚年颓然自放，谓后人知我不在此，论者伤之。”另外，一些地方志诸如《江南通志》、《苏州府志》和《吴县志》等，对唐伯虎的记载也基本如此，其间并没有太大的出入。由此可见，唐伯虎除了的确以才华名动一时之外，其个人经历与宗法社会中所有的落拓士人一样，也并无多少特殊之处，至少，这个唐伯虎与民间传说中的那个风流才子形象相距甚远，两者之间不可以道里计也。

唐伯虎生活的年代正值明代承平日久的中后期，正德年间也曾经被许多古今学者视之为明代社会发生微妙变化的一个转捩点。那是一个很好玩的时代，从皇帝到平民都充满了一种玩世不恭的精神，正像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描述的那样，十四岁即位的正德皇帝“有超人的胆量、充分的好奇心、丰富的想像力。这样的人作为守成之君，可谓命运的错误安排。正德没有对传统屈服，他有他自己寻欢作乐的办法，而且我行我素、毫不为臣僚的批评所动摇”。的确，正德皇帝虽然算不上是称职的皇帝，倒不失是一位性情中人，而且，他对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均采取了一种放任自流的态度，这就使得商业行为与意识悄悄地越过了政治所能容许的范围而自行发展，都市时尚与各种奢华的交易也开始萌芽，明代初期的那种小国寡民式的社会理想与道德体系则逐渐瓦解。虽然这些未必出自正德皇帝的本意，但其结果却是无可避免地打破了农耕社会原有和谐的阶级关系——既然连皇帝都在向往自由，士人自然更是上行下效、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直接促成了一种新的士绅文化品格的形成。唐伯虎生活的苏州自古就是曹雪芹所说的“最后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特别是到了明代中后期，苏州更成为整个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真个是“说不尽富丽乾坤，话不完繁华景象”（《四杰传》）。这就为市民文化的勃兴提供了适宜的温床。文化的多元自然少不了狂士的点缀。苏州之所以在那个时代英才辈出、群星璀璨，亦显然是得益于商业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包括唐伯虎在内，祝枝山、文征明、张灵等人俱为苏州当地一时的才俊。站在个人的角度上，可以说印象中江南风物的钟灵毓秀与天宝物华，是与这些才子们紧密相连的，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业已成为江南人文地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是，商业文化的繁荣虽然带来了明代士风的转变，却也使得身处红尘世界中的士人们陷入了精神上的躁动以及满足欲望与保持道德之间日益紧张的两难选择之中：一方面他们要面对物质享乐的诱惑，另一方面则要面对世道沦落所带给自己的忧患意识。他们既是商业文化的得益者，却又对商业文化抱有一种本能的抵触，因为他们早已习惯了朴素的生活和对“学而优则仕”按部就班的追求方式，正是商业文化的繁荣使他们丧失了自己的道德屏障，让他们一时之间即变得失魂落魄、手足无措起来。生活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之中，唐伯虎伊始就对科举抱有一种欲迎还拒的矛盾心理，从情感上难以接受，理智上却又不得不去俯就绳墨，虽然科举制度与他的思想个性格格不入，但又没有其他的出路可供选择；虽然他早年即以“才子”名世，但“才子”这个称谓只是一种民间荣誉，既不能拿来当作吃饭穿衣的本钱，也不能给个人前途带来任何的实惠。除了继续走“学而优则仕”这条老路以开辟自己的美好前程之外，唐伯虎根本就别无选择。不过，仕途这条路也不是谁想走都能够轻易走得通的，论才华，唐伯虎固然是才华超绝，足以恃才傲物，但仅有才华却是远远不够的。在传统社会中，仕途就是官场，而官场又是什么呢？官场的规则与性情中人的生活原本就截然不同，入官场首先需要练就一身趋炎附势的软硬功夫，同时还必须深谙厚黑之术，只有那些老于世故、虚与委蛇之辈才有可能在其中如鱼得水——这是由宗法社会官僚制度的特点所决定的，那些才气纵横、锋芒毕露的才子们不但会弄得大家都没有饭吃，而且，由于他们的才气和自信，也更容易成为众矢之的而遭到体制的排挤。所以文人在世俗社会中大抵只能有两种选择，或者事功，那就只有隐藏起自己的本来面目，夹起尾巴去等待时机；或者自娱，满足于个人心性，那就干脆放浪形骸、笑傲江湖。这两者之间形同水火，根本就是难以折中的。然而不幸的是，唐伯虎身上既具有才子百无禁忌的傲气，又有着孩子般的单纯与不谙世事。所谓“性格就是命运”。唐伯虎虽然和天下所有的士人一样，想依靠科举来实现自己的个人抱负，但即使没有科场舞弊案的发生，他也未必能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地走下去。对此，经过一番磨砺之后的唐伯虎才逐渐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他曾在《与文征明书》中不无悲愤地作了如下反省：“墙高基下，遂为祸的，侧目在旁，而仆不知。从容晏笑，已在虎口。庭无芜桑，贝锦百匹，谗舌万丈，飞章交加。至于一辈子震赫，如捕诏狱，身贯三木，卒吏如虎，举头抢地，涕泗横集。……海内因以寅为不齿之士，仍拳张胆若赴仇敌，知与不知，毕指而唾，辱亦甚矣。”

唐伯虎的诗词向以“语殊俚浅”名世。他认为创作就是为了抒发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声言“人生贵适志，何用刿心镂骨，以空言自苦乎？”这种论点在以“前七子”为首的“复古派”把持文坛的当时，无疑具有一种开风气之先的意义。俚俗入诗对唐伯虎在民间的文名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同时，他的这种创作态度对晚明文坛影响甚巨，非但徐文长、袁中郎等人深受启发，我们甚至在清初“性灵派”文人的创作中也仍然能够看出唐伯虎的流风余韵。唐伯虎经常在自己的诗文中以李白自比，民间也曾传说他与祝枝山、张灵在雨雪天扮作乞儿，鼓节唱莲花落，得钱则沽酒去寺中痛饮，并大呼“此乐惜不令太白知之！”这一方面可见其放浪形骸、荒诞不经之一端，另一方面亦可见他们对李白诗境的刻意追求。但是，与李白相比，唐伯虎的诗文无论在格局上还是气魄上都明显小了许多。这当然怪不得唐伯虎，因为明代社会的逼仄与大唐气象从来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古代士人似乎总会对时间与生死之类的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唐伯虎的诗文既然是为了“以口传心”，我们在其中读到的除了他对个人身世的感叹之外，还有一种徘徊于大地的大感伤与大悲悯，即使是在唐伯虎的那些描述寻欢作乐的诗文中，也仍然蕴含着一丝对于时光流逝的永恒恐惧。比如唐伯虎的那首广为人知的《桃花庵歌》，他虽然在诗中以“桃花庵里桃花仙”自命，表现出一副安贫乐道的旷达胸怀和一种诗酒逍遥的人生境界，但他最终还是将时间看做了衡量人类一切希望和欲望的尺度，其结局也仍然不免要归结到虚无，归结到一个不可抗拒的人生宿命。另外，像《一世歌》、《感怀》、《叹世》、《怅怅词》等作品，也大致表现了同样的创作意象。应该说唐伯虎民间形象的形成，的确是与他创作的通俗易懂分不开的。而他对于后世文人的影响，则与徐渭、袁宏道、沈季、尤侗等人的大力彰显不无关系。所以，后人一般都把唐伯虎归之于晚明人物，因为真正开启晚明一缕文脉的，从理论上讲自然属王阳明最有建树，但如果从精神人格与身体力行方面来说，却是唐伯虎的影响更大一些。

吹箫说剑

王开林

龚自珍（定庵）以其卓然不俗之姿进入我的视野，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那时，初中《语文》课本里收入了他的《病梅馆记》。老实说，我背熟了这篇文章，心头便斧刻下一痕磨灭不去的印象：江、浙两地的文人墨客爱梅成癖，乖悖自然精神，“以曲为美”、“以欹为美”、“以疏为美”，颇有点像是薜萝村中的东邻女儿，竟以西施捧心为美。要使病态美的效果臻于极致，他们多有绝招——“斫直、删密、锄正”，扭曲梅的天性，不惜夭阏其生机。于是乎，龚自珍感叹道：“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作者同情病梅，更深层的意思则是同情封建时代的士子，从小到大，个个读四书五经，作八股文；还被礼教牢牢地束缚，时时处处低眉垂首，察言观色，活得极不自然，而且缺乏应有的趣。其后，高中课本续选了龚自珍的《己亥杂诗》之一：“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仍是与《病梅馆记》同一路数的作品，进步也显而易见，由同情病梅转为呼唤强者。单从这一文一诗，我还不清楚他身上究竟有几分狂狷豪侠的成色，也不明白他为何能高蹈狂舞二十余年，被誉为“文坛之飞将”。怪只怪我接触《龚定庵全集类编》较晚，对他的作品和身世所知寥寥。想起来真好笑，在我心目中，长时期，他只不过是清代的一位“具有进步思想的诗文家”，属于《小说面面观》（英国小说家弗斯特著）里所讲的那种“扁平的人物”类型，缺乏立体感和纵深感，一团影像，十分模糊。

定庵出生在杭州的诗礼簪缨之家，母亲段驯是文字学大师段玉裁（代表作为《说文解字注》）的女儿，同样善于“以字解经，以经解字”。这样的家学渊源，不用讲，龚自珍受惠良多。他髫龄早慧，十五岁分韵作诗，十九岁倚声填词，二十三岁作《明良论》四篇，送给外公段玉裁斧正，得到很高的评价，其语为：“吾且耄，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恨矣!”

《定庵先生年谱》大体是粗线条的，细节不多。我找来找去，也只找到一条有趣的记载：龚自珍孩提时，只要过了正午，听见柔靡的箫声就会生病，及至长大了，仍旧如此，可谓应验如神。谁也弄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可是龚自珍的诗词中总是充满了剑气和箫声，“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秋心》之一），“狂来说剑，怨去吹箫，两样销魂味”（《湘月》），“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己亥杂诗》之一），难怪他一生多病多灾。定庵常说其前身是一位修道未精的老和尚，莫非老和尚修道未精就听不得箫声？真是咄咄怪事。

在科举考场上，大才子蹭蹬者多，顺遂者少，定庵也不例外。直到三十八岁那年，他才勉强通过春闱，考中三甲第十九名进士，这个成绩够悬的，离落第并不太远。清代的殿试以书法为重，龚自珍的毛笔字马马虎虎，就为这一条，他便跻入不了鼎甲、二甲之列，点不了翰林。龚自珍的官运也平淡无奇，四十六岁在礼部主事（从六品）任上便封了顶，再也没有升迁的迹象。

有一回，定庵去拜访身为部长高官（礼部尚书）的叔叔，刚落座，叔侄尚未寒暄数语，阍者就报告说，有位小门生到府中求见。来人新近入了翰林，正春风得意着呢。龚自珍只好暂去耳房回避，外间的谈话听得倒也一清二楚。尚书问门生最近都忙些什么，那人回答，也没啥要紧的事情，平日只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