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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
丰子恺认为人生就是在爬这样一种楼，但他认为不是每个人都能爬到顶，也不是每个人都要循层而上。他在195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认为李叔同的升华道路就是从一楼循层而上到三楼的。他分析说：
“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走上去的。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他早年对母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楼中。中年专心研究艺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在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我与弘一法师”，见《李叔同——弘一法师纪念集》第106－10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
丰子恺还用喝酒打比方，酒量有大小，酒的品类就不同，李叔同的酒量大，必须喝高粱酒才过瘾，也就是必需到达三层楼才能满足他的“人生欲”。时隔40余年，金梅先生于2000年为《李叔同——弘一法师影志》撰文时也把李叔同的一生划分为三大时期，即才子期、艺术教育家期和高僧期。虽说法不同，但与丰氏说法的精神是一致的。
从李叔同一生所走过的道路来看，丰、金二氏的分析是合乎李叔同人生实际的。他们的议论也比较平实而不虚夸。但是，我认为不如把李叔同的一生分为在世和出世两期更显示转变的明确，因为丰、金二氏所定的前两期是李叔同徘徊、探求人生的时期，许多时候都是在一二层楼上上下下，可合并为在世期；而到1917年底，他在虎跑见友人彭逊之出家，大为感动，遂拜了悟和尚为师，了悟为其取法名演音，法号弘一，次年（39岁）秋，李叔同在西湖虎跑定慧寺正式剃度，入灵隐寺受具足戒为僧，并以法号弘一行世后，他的人生从此发生了一次大超越，进入其人生的出世期。在世、出世虽是两大时期，但却不是截然分开的。在世期所经历见闻的各种苦难所酿造的苦酒，被他慢慢地啜饮下去，推动他向解脱尘世纷扰的境界跑去，终于进入出世期。
他清醒地看待自己的一生，临终时所留下的“悲欣交集”四字，就是他参透人生，最后彻悟的总揭示。他想到在世期的种种坎坷不平和人间百态，不觉悲从中来；但又想到自己能以慧剑斩断纷杂无绪的种种情思，一切烦恼涣然冰释而欣悦无比，于是安然生西。
李叔同不论在世、出世，一直以一颗赤红的心悲悯护爱周围的一切。他同情母亲的身世，怜惜母亲在家庭中的卑下地位，所以一生尽孝来填补母亲的生活空缺。当母亲早逝后，他改名为哀，号哀公，这种悲哀一直延续到他出家。他爱自己破旧的国家，以激越的心情歌唱祖国，写下了《祖国歌》《我的国》和《大中华》等主题鲜明、感情充溢的歌曲，不仅流行于当时，而且传留于后世，至今犹作为校园歌曲在传唱。他爱朋友，和夏尊结为挚友。夏尊的《爱的教育》给当年无数少年以爱的培养；应该说与李叔同的爱心有一定关联而引为同调。他的学生丰子恺的《护生画集》，秉承师脉，呵护生灵，启示人们应有仁人爱物之心。他旅居沪滨，与当地名士许幻园、袁希濂、蔡小香、张小楼等相交默契，结为金兰之好，称“天涯五友”不时杯酒唱和。他走马章台与名妓歌郎过从来往，并非单纯沉浸于欢乐，从他的赠名妓谢秋云诗中可见痕迹，诗云：“冰蚕丝尽心先死，故国天寒梦不春，眼界大千皆泪海，为谁怅惆为谁颦？”这首诗透露李叔同对风尘人物的同情爱怜，也流露出他的忧时愤世。待他出世后，又恪遵戒律，清苦自守，说法传经，普度芸芸众生。他寻求的虽是一条消极之路，但确实抱着一片爱心引导同好者由此岸走向彼岸，用心至善！
1942年秋，李叔同以弘一法师的身份卒于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时年63岁。他吉祥西去留给后人无限哀思，人们同情他起起伏伏的传奇一生，释家钦敬他重振南山律宗这一绝学。坐化后，遗骸分在泉州清源山弥陀岩和杭州虎跑寺两处建舍利塔，供僧俗瞻仰礼拜。有关他的诗文撰作，屡见不鲜。1980年，赵朴初居士为弘一法师李叔同百年诞辰所写献词尤能概括法师的一生，诗云：“深悲早现茶花女，胜愿终成苦行僧，无数奇珍供世眼，一轮明月耀天心。”
林语堂的生活艺术
竺 晓
我们这一代的人知道林语堂，大多还是从鲁迅先生的著作里知道他的大名的，那时林语堂似乎还是个反面人物，在《鲁迅全集》中关于“打落水狗”或者是批判“幽默”的注释里，往往才露出他的名字。又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一致认定：凡是被鲁迅先生骂过的人必定不是什么好人，所以林语堂就成了许多人心目中的“反动文人”，早期的印象是难以很快磨灭的，只有等待时间长河的冲洗。
后来，开始陆陆续续地读到林语堂的幽默散文，才知道他也是一位文章大家。譬如在林语堂的《有不为斋文集》一书中，其散淡幽默的文字就很令人喜欢，他是这样写读书的情形的：“或在暮春之夕，与你们的爱人，携手同行，共到野外读离骚经；或在风雪之夜，靠炉围坐，佳茗一壶，淡巴菰一盒，哲学经济诗文，史籍十数本狼籍横陈于沙发之上，然后随意所之，取而读之，这才得了读书的兴味。”
《生活的艺术》是林语堂旅美专事创作后的第一部书，也是继《吾国与吾民》之后再获成功的又一英文作品。该书于1937年在美国出版，次年便居美国畅销书排行榜榜首达52周，且接连再版四十余次，并为十余种文字所翻译。近几年也有不少版本和读者见面。
林语堂在书中谈了庄子的淡泊，赞了陶渊明的闲适，诵了《归去来辞》，讲了《圣经》的故事，以及中国人如何品茗，如何行酒令，如何观山，如何玩水，如何看云，如何鉴石，如何养花、蓄鸟、赏雪、听雨，吟风、弄月……林语堂将中国人旷怀达观，陶情遣兴的生活方式，和浪漫高雅的东方情调皆诉诸笔下，向西方人娓娓道出了一个可供仿效的“生活最高典型”的模式。
林语堂的文章很有自己的风格，其散文、随笔半雅半俗，亦庄亦谐，深入浅出，入情入理，可谓是独具一格。林语堂的这种风格同他对文字的见解有关。他认为：“世上有两个文字矿：一个是老矿，一个是新矿。老矿在书中，新矿在普通人的语言中。次等的艺术家都从老矿中去攫取材料，惟有高等的艺术家则会从新矿中攫取材料。”此话说得确实精辟，道出了文字的活力之源泉。
手捧他的散文，读到得意处不由会心一笑，幽默处会忍俊不禁，深远处则回味无穷。林语堂的散文没有绚词丽语，也没有丝毫的说教成分，仿佛是知心好友间的娓娓闲谈，谈生活谈思想谈艺术谈情趣，在不知不觉中犹如一汪清泉沁入人的心脾，让人心旷神怡。
有人说林语堂是斗士，有人说林语堂是隐者，有人说林语堂深刻博大，有人说林语堂浅薄平庸。学者王兆胜认为，林语堂的“快乐哲学”紧紧贴近人生本相，爱常识，喜务实，尊个人，重自由，从而给十分重视人的阶级性与时代性的20世纪中国文学注入了更多的灵气与情趣。
觅渡，觅渡，渡何处？
梁 衡
常州城里那座不大的瞿秋白纪念馆我已经去过三次。从第一次看到那个黑旧的房舍，我就想写篇文章。但是六个年头过去了，还是没有写出。瞿秋白实在是一个谜，他太博大深邃，让你看不清摸不透，无从写起但又放不下笔。去年我第三次访秋白故居时正值他牺牲60周年，地方上和北京都在筹备关于他的讨论会。他就义时才36岁，可人们已经纪念了他60年，而且还会永远纪念下去。是因为他当过党的领袖?是因为他的文学成就?是因为他的才气?是，又不全是。他短短的一生就像一幅永远读不完的名画。
我第一次到纪念馆是1990年。纪念馆本是一间瞿家的旧祠堂，祠堂前原有一条河，河上有一座桥，叫觅渡桥。一听这名字我就心中一惊，觅渡，觅渡，渡在何处?瞿秋白是以职业革命家自诩的，但从这个渡口出发并没有让他走出一条路。“八七会议”他受命于白色恐怖之中，以一副柔弱的书生之肩，挑起了统帅全党的重担，发出武装斗争的吼声。但是他随即被王明，被自己的人一巴掌打倒，永不重用。后来在长征时又借口他有病，不带他北上。而比他年纪大身体弱的徐特立、谢觉哉等都安然到达陕北，活到了建国。他其实不是被国民党杀的，是为“左”倾路线所杀。是自己的人按住了他的脖子，好让敌人的屠刀来砍。而他先是仔细地独白，然后就去从容就义。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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