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秋白是一个如李逵式的人物，大喊一声：“你朝爷爷砍吧，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也许人们早已把他忘掉。他是一个书生啊，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你看他的照片，一副多么秀气但又有几分苍白的面容。他一开始就不是舞枪弄刀的人。他在黄埔军校讲课，在上海大学讲课，他的才华熠熠闪光，听课的人挤满礼堂，爬上窗台，甚至连学校的老师也挤进来听。后来成为大作家的丁玲，这时也在台下瞪着一双稚气的大眼睛。瞿秋白的文才曾是怎样折服了一代人。后来成为文化史专家、新中国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当时准备结婚，想求秋白刻一对印，秋白开的润格是50元。郑付不起转而求茅盾。婚礼那天，秋白手提一手绢小包，说来送金50，郑不胜惶恐，打开一看却是两方石印。可想他当时的治印水平。秋白被排挤离开党的领导岗位之后，转而为文，短短几年他的著译竟有500万字。鲁迅与他之间的敬重和友谊，就像马克思与恩格斯一样的完美。秋白夫妇到上海住鲁迅家中，鲁迅和许广平睡地板，而将床铺让给他们。秋白被捕后鲁迅立即组织营救，他就义后鲁迅又亲自为他编文集，装帧和用料在当时都是第一流的。秋白与鲁迅、茅盾、郑振铎这些现代文化史上的高峰，也是齐肩至顶的啊，他应该知道自己身躯内所含的文化价值，应该到书斋里去实现这个价值。但是他没有，他目睹人民沉浮于水火，目睹党濒于灭顶，他振臂一呼，跃向黑暗。只要能为社会的前进照亮一步之路，他就毅然举全身而自燃。他的俄文水平在当时的中国是数一数二了，他曾发宏愿，要将俄国文学名著介绍到中国来，他牺牲后鲁迅感叹说，本来《死魂灵》由秋白来译是最合适的。这使我想起另一件事。和秋白同时代的有一个人叫梁实秋，在抗日高潮中仍大写悠闲文字，被左翼作家批评为“抗战无关论”。他自我辩解说，人在情急时固然可以操起菜刀杀人，但杀人毕竟不是菜刀的使命。他还是一直弄他的“纯文学”，后来确实也成就很高，一人独立译完了《莎士比亚全集》。现在，当我们很大度地承认梁实秋的贡献时，更不该忘记秋白这样的，情急用菜刀去救国救民，甚至连自己的珠玉之身也搭上去的人。如果他不这样做，留把菜刀作后用，留得青山来养柴，在文坛上他也会成为一个、甚至十个梁实秋。但是他没有。

如果秋白的骨头像他的身体一样的柔弱，他一被捕就招供认罪，那么历史也早就忘了他。革命史上有多少英雄就有多少叛徒。曾是共产党总书记的向忠发、政治局委员的顾顺章，都有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出身，但是一被逮捕，就立即招供。此外像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等高干，还可以举出不少。而秋白偏偏以柔弱之躯演出了一场泰山崩于前而不惊的英雄戏。他刚被捕时敌人并不明他的身份，他自称是一名医生，在狱中读书写字，连监狱长也求他开方看病。其实，他实实在在是一个书生、画家、医生，除了名字是假的，这些身份对他来说一个都不假。这时上海的鲁迅等正在设法营救他。但是一个听过他讲课的叛徒终于认出了他。特务乘其不备突然大喊一声：“瞿秋白!”他却木然无应。敌人无法只好把叛徒拉出当面对质。这时他却淡淡一笑说：“既然你们已认出了我，我就是瞿秋白。过去我写的那份供词就权当小说去读吧。”蒋介石听说抓到了瞿秋白，急电宋希濂去处理此事。宋在黄埔时听过他的课，执学生礼，想以师生之情劝其降，并派军医为之治病。他死意已决，说：“减轻一点痛苦是可以的，要治好病就大可不必了。”当一个人从道理上明白了生死大义之后，他就获得了最大的坚强和最大的从容。这是靠肉体的耐力和感情的倾注所无法达到的，理性的力量就像轨道的延伸一样坚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向来是以理行事，所谓士可杀而不可辱。文天祥被捕，跳水、撞墙，惟求一死。鲁迅受到恐吓，出门都不带钥匙，以示不归之志。毛泽东赞扬朱自清宁饿死也不吃美国的救济粉。秋白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已达到自由阶段的知识分子。蒋介石威胁利诱实在不能使之屈服，遂下令枪决。刑前，秋白唱《国际歌》，唱红军歌曲，泰然自行至刑场，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盘腿席地而坐，令敌开枪。从被捕到就义，这里没有一点死的畏惧。

如果秋白就这样高呼口号为革命献身，人们也许还不会这样长久地怀念他研究他。他偏偏在临死前又抢着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在一般人看来真是多余。我们看他短短的一生斗争何等坚决，他在国共合作中对国民党右派的批驳、在党内对陈独秀右倾路线的批判何等犀利，他主持“八七会议”，决定武装斗争，永远功彪史册，他在监狱中从容斗敌，最后英勇就义，泣天地动鬼神。这是一个多么完整的句号。但是他不肯，他觉得自己实在渺小，实在愧对党的领袖这个称号，于是用解剖刀，将自己的灵魂仔仔细细地剖析了一遍。别人看到的他是一个光明的结论，他在这里却非要说一说这光明之前的暗淡，或者光明后面的阴影。这又是一种惊人的平静。就像敌人要给他治病时，他说：不必了。他将生命看得很淡。现在，为了做人，他又将虚名看得很淡。他认为自己是从绅士家庭，从旧文人走向革命的，他在新与旧的斗争中受着煎熬，在文学爱好与政治责任的抉择中受着煎熬。他说以后旧文人将再不会有了，他要将这个典型，这个痛苦的改造过程如实地录下，献给后人。他说过：“光明和火焰从地心里钻出来的时候，难免要经过好几次的尝试，试探自己的道路，锻炼自己的力量。”他不但解剖了自己的灵魂，在这《多余的话》里还嘱咐死后请解剖他的尸体，因为他是一个得了多年肺病的人。这又是他的伟大，他的无私。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世上有多少人都在涂脂抹粉，挖空心思地打扮自己的历史，极力隐恶扬善。特别是一些地位越高的人越爱这样做，别人也帮他这样做，所谓为尊者讳。而他却不肯。作为领袖，人们希望他内外都是彻底的鲜红，而他却固执地说：不，我是一个多重色彩的人。在一般人是把人生投入革命，在他是把革命投入人生，革命是他人生实验的一部分。当我们只看他的事业，看他从容赴死时，他是一座平原上的高山，令人崇敬；当我们再看他对自己的解剖时，他更是一座下临深谷的高峰，风鸣林吼，奇绝险峻，给人更多的思考。他是一个内心既纵横交错，又坦荡如一张白纸的人。

我在这间旧祠堂里，一年年地来去，一次次地徘徊，我想象着当年门前的小河，河上来往觅渡的小舟。秋白就是从这里出发，到上海办学，去会鲁迅；到广州参与国共合作，去会孙中山；到苏俄去当记者，去参加共产国际会议；到汉口去主持“八七会议”，发起武装斗争；到江西苏区去，主持教育工作。他生命短促，行色匆匆。他出门登舟之时一定想到“野渡无人舟自横”，想到“轻解罗裳，独上兰舟”。那是一种多么悠闲的生活，多么美的诗句，是一个多么宁静的港湾。他在《多余的话》里一再表达他对文学的热爱。他多么想靠上那个码头。但他没有，直到临死的前一刻他还在探究生命的归宿。他一生都在觅渡，可是到最后也没有傍到一个好的码头，这实在是一个悲剧。但正是这悲剧的遗憾，人们才这样以其生命的一倍、两倍、十倍的岁月去纪念他。如果他一开始就不闹什么革命，只要随便拔下身上的一根汗毛，悉心培植，他也会成为著名的作家、翻译家、金石家、书法家或者名医。梁实秋、徐志摩现在不是尚享后人之飨吗?如果他革命之后，又拨转船头，退而治学呢，仍然可以成为一个文坛泰斗。与他同时代的陈望道，本来是和陈独秀一起筹建共产党的，后来退而研究修辞，著《修辞学发凡》，成了中国修辞第一人，人们也记住了他。可是秋白没有这样做。就像一个美女偏不肯去演戏，像一个高个儿男子偏不肯去打篮球。他另有所求，但又求而无获，甚至被人误会。一个人无才也就罢了，或者有一分才干成了一件事也罢了。最可惜的是他有十分才只干成了一件事，甚而一件也没有干成，这才叫后人惋惜。你看岳飞的诗词写得多好，他是有文才的，但世人只记住了他的武功。辛弃疾是有武才的，他年轻时率一万义军反金投宋，但南宋政府不用他，他只能“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后人也只知他的词才。瞿秋白以文人为政，又因政事之败而返观人生。如果他只是慷慨就义再不说什么，也许他早已没入历史的年轮。但是他又说了一些看似多余的话，他觉得探索比到达更可贵。当年项羽兵败，虽前有渡船，却拒不渡河。项羽如果为刘邦所杀，或者他失败后再渡乌江，都不如临江自刎这样留给历史永远的回味。项羽面对生的希望却举起了一把自刎的剑，秋白在将要英名流芳时却举起了一把解剖刀，他们都把行将定格的生命的价值又推上了一层。哲人者，宁肯舍其事而成其心。

秋白不朽。

天才徐志摩

余  杰

扔了这沉重的皮囊吧，是人没有不想飞的。

是人没有不想飞的。这皮囊若是太重挪不动，就掷了它。可能的话，飞出这圈子!飞出这圈子!

　　　　　　　　　　　　　　　　　　　　　　　　　　　　  ——徐志摩

1933年11月19日午后2时，一架司汀逊式小型运输机展翅北飞，把它的身影投射在深秋斑斓的大地上。忽然，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雾铺天盖地，飞机顿时迷失了航向。经过几分钟艰难的飞行，飞机撞到了泰山北麓的白马山上，“轰”的一声巨响，紧接着一团冲天大火，挟裹着浓烟坠落山下……这架飞机上有一位特别的乘客——现代诗坛的夜莺徐志摩。在烈焰中，这位年轻的诗人结束了他35岁的生命，而他的灵魂已飞向天外，逍遥地“云游”去了。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徐志摩是一位从头到脚都充满了浪漫气息的天才诗人。他的一生，如同他热烈崇拜的拜伦、雪莱、济慈一样，彻底地奉献给了远在云端的理想。我感到惊奇的是，在那被鲁迅形容为“处处是非人间的黑暗”的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单纯”信仰的诗人?我始终觉得他不像一个纯粹的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很少像他那样快快乐乐、认认真真地做梦。中国人都是世故的，乡愿的，滑头的。而在徐志摩的眼里，生命如同一注清泉，处处有飞沫，处处有闪光；生命也像一段山路，处处有鲜花，处处有芳草。不幸的是，错乱的时代与困苦的现实一天天浸蚀着他明朗的心房，他渴望像孩子那样哭，像孩子那样笑，但生活却强迫他长大。他的歌声越来越低沉，他的目光越来越黯淡，他的笑容越来越稀疏，他的诗作越来越晦涩。一只秃笔去，一只秃笔回，再无当年剑桥的神采飞扬。生活的牵制、政治的压迫、舆论的指责、友人的背离……团团地包围住了这位坚持浪漫理想的诗人。“你们不能更多地责备我，我觉得我已是满头的血水，能不低头已算好的。”是的，一辈子徐志摩没有绝望过，也没有怨恨过谁。在最悲壮的那一幕到来之前，尽管现实的黑暗一点点地吞噬着他那理想的新月所放射的清辉，他还是在痛苦中竭尽全力挣扎着，写诗作文、教书、办刊物、开书店，甚至实验农村乌托邦计划……作为一个诗人，他注定像蚕一样用生命结成雪白的茧，在茧成的那天羽化飞升而去；作为一个诗人，他也注定像荆棘鸟一样，衔着锐利的荆棘，在只有一弯新月的夜晚，不断为理想而鸣唱，直到满嘴鲜血淋漓，直到生命的终了。

徐志摩是为了艺术，为了自由，为了美而生活的。“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奋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痛苦，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惟一之灵魂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在答复梁任公的责难时，徐志摩说出了肺腑之言。但是，世间有没有真正的“灵魂之伴侣”呢?张幼仪、林徽音、陆小曼……有不爱而勉强爱的，有爱而不能爱的，有且爱且不爱的。总之，无论怎样求索，他的“爱”一次次被现实碰得粉碎。这是必然的结果。浪漫的爱，有一显著的特点，就是这爱永远处于可望不可及的地步，永远存在于追求的状态中，永远被视为一种圣洁高贵虚无漂渺的东西，一旦接触实际，真个的与这样一个心爱的美貌女子自由结合，幻想立刻破灭。原来的爱变成了恨，原来的自由变成了束缚，于是从头再开始心目中的爱。这样周而复始、两次三番地演下去，以至于死。

这是一个无法摆脱的悲剧模式，徐志摩深深地陷到了漩涡之中，每一次的挣扎反而加速漩涡的运转。徐志摩本不该来到这么一个世界的，就好像一粒沙落进眼睛里肯定会被流出的眼泪冲走一样，他只能被当作异端。不设防的城市往往招致最猛烈的攻击，这是一种他怎么也参不透的逻辑。进入30年代以后，徐志摩开始感到，尽管诗歌弱小的翅膀在那里扑腾，还是没有力量带整份的累赘往天外飞。“太丑恶了，我们火热的胸膛里有爱不能爱；太下流了，我们有敬仰之心不能敬仰；太黑暗了，我们要希望也无从希望。太阳给天狗吃去，我们只能在天边的黑暗中沉默着，永远的沉默着!这仿佛是经过一次强烈的地震的悲惨，思想、感情、人格，全结震成了无可收拾的碎片，再也不成系统，再也不得连贯，再也没有发现。”当每个聪明的成年人都对皇帝的新衣赞不绝口的时候，那个喊出“什么也没有看见”的孩子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在这一点上，徐志摩很像安徒生——既深味人世的苦楚，又保持不老的童心。然而，长不大的彼得·潘毕竟只是一个遥远的神话，徐志摩则是一棵无法与土地告别的树。追求了一辈子的美，突然发现面前傲然开放的是一朵恶之花。我们无法揣度他当年的心态，而好友梁遇春的回忆录中，印象最深的一幕是徐志摩拿着一枝纸烟向一位朋友借火时说一名话：“Kissing the hire”。人世间的经验好比是一团火，许多人都敬鬼神而远之，隔江观火，拿出冷酷的心境去估量一切，不敢投身到轰轰烈烈的火焰里去，因此这个暗淡的生活，简直没有一点光辉。“只有徐志摩肯亲自吻这团生龙活虎的烈火，火光一照。化腐朽为神奇，遍地开满了春花，难怪他天天惊异着，难怪他的眼睛跟希腊雕像的眼睛相似，希腊人的生活就像他这样吻着人生的火，歌唱人生的传奇。”还是梁遇春看得真切透彻，徐志摩的血液里，真有希腊人天真好奇的因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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