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对于这张“网”，他的存在却显得苍白无力、可有可无。人们总是以漠然的眼神看待他，他也还之以漠然。即使有时也勉强地表现出“怒目而视”式的愤然，也就仅此而已，很快就会“合理化”地释解了。其结果，势必使人人都冷漠起来，隔膜起来，始终看不出真正“愤然”的希望，论者当然有理由堂而皇之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了。既不担忧，也就无所谓畏惧。“畏惧启示着虚无”(海德格尔《什么是形而上学》)，而“虚无”揭示着个人的真实存在，因为它使个人的存在同集体的、社会的“他在”区分开来，使个人摆脱所面对的那个不真实的世界，从而回到自己的本真世界。阿Q连自己的死都不再畏惧，不再担忧，甚至于“合理化”了(“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他还能“关心”什么呢?一个正常的人，他的担忧总是指向自己未来的，而未来总是不可捉摸、不可把握、难以明晰的。所以，人在死亡之前，“担忧”永远是不会消除的。受“担忧”的干扰，人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说到底，阿Q对自己的存在，对自己生命前景的不“担忧”，并不是什么大彻大悟，而是一种懵懂的麻木。倾听，或者言说都无法破损，由于反复的残酷性事件的打击，在阿Q的意识，以及由此深入下去的潜意识感受层上，所生就的一层老茧，而直接指向其“内世界”。实质上，对于阿Q来说，真正的倾听或者言说事件根本不曾发生，近似于失聪式的打岔与呓语式的叫嚣，只能看作是一种变态的发泄方式。阿Q的痛苦并非没有，而是在他的潜意识里积压得太深太厚了。他的所谓“精神胜利法”，就是这种“痛苦”的“荒谬”反映。
存在主义文学家加缪对“荒谬”作了精辟的解释：“荒谬”是“理性的人”遭遇到“毫无道理的世界”之后产生出来的。面对“荒谬”，才出现“背叛”。他说：“我背叛，因此，我才存在”。那么，对于阿Q来说，他到底算不算一个“理性的人”呢?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他充其量只能是一个不自觉的、麻木的、非“个人存在”的样品。他到底“背叛”了没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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