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如果有了郁闷沮丧的事情，朋友们也一定会对我袒露胸襟，将他们所有的压抑、苦闷和恼怒打包，一股脑儿塞进我这个大号情绪垃圾桶，直到看着我彻底崩溃，他们才如释重负地扬长而去。就这方面的慷慨而言，我的任何一个朋友都堪比宋公明的仗义疏财。

朋友们还经常以友谊的名义关心着我生活中的每一个细枝末节，比如我头天才装了一颗假牙，到第二天早上已经妇孺皆知。那戴假发的朋友更不得了，连卖菜大妈和的士司机都晓得他的外号叫“张秃驴”。前不久我和老婆吵了几句嘴，其实也就是争执饭后该喝红茶还是咖啡。不过这事给关心我的朋友知道了，那可就不得了，他们轮番上阵，连吓带哄，让我立马离婚。我这厢稍一迟疑，人家就连律师都给找了过来。这律师后来也成了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他用一大串法律名词和法律程序成功地将我离婚分得的财产囊括怠尽，谢天谢地，幸好我们是朋友，据说有人因为离婚案而欠下上百万律师费用的。

一个朋友送了我一张复印纸，两天后就来向我推销复印机。

另一个朋友在我的新衣服上刷上一道油漆，以此来规劝我购买他代理的去污剂。

还有一个朋友进保险公司卖车险，结果我就非买车不可，否则就对不起我们之间纯洁的友谊。尽管我就在院子里上班，每天最多去500米之外的菜市场转转。因为买车，我又交上了好些朋友，有卖坐垫的，有卖配件的，有开修理行的，有帮我找交警摆平关系的，更多的当然还是搭便车的。我们之间的友谊，视产品的使用寿命和我违规次数的多少、搭载人数的多少而定。

需要感恩的是，我的绝大多数知识都来自朋友的教导，比如帮我理财投资的朋友教会了我什么叫“套牢”、“割肉”和“垃圾股”，不到半年他又教会了我怎样“债务规避”和“申请破产”；让我代考的朋友手把手地传授高科技的收听技术；要发论文的朋友则将我逼成了万事通的跨学科人才；最有学问的那肯定要数我那个搞收藏的朋友了，他硬是让我具备了非常奇特的专业知识和独具一格的判断眼力从而不惜代价地抢购了他所有的“珍品”。

一般说来，诋毁朋友的女朋友或者老婆是讨好自己女朋友或者老婆的不二法门。这办法我就屡试不爽，每当老婆大人生气的时候，我就说：“你瞧瞧张三的女朋友什么品位啊，戴那么大一串项链怎么看怎么恶俗！”“ 李四的老婆真叫丑，你就是扮个鬼脸都比她好看一万倍！”“我敢说，你到80岁的时候都比王五那个十八岁的女朋友耐看！”。就这样，我一次又一次地化解了家庭危机。要是没有这些朋友和他们的女人，我都不知道该怎样在家里混下去。

每次朋友聚会，我们是一定要喝酒的。只有酒精才能使某个家伙犯糊涂，一念之差就掏了钱埋单，毫无疑义，那是该次聚会当中酒量最次的。朋友之间敬来敬去，就本质上来说是为了决出那个埋单的家伙，所以说“酒后误事”是颠簸不破的真理。谓予不信，但看酒席上的诸位，绝少有那不喝酒的会去埋单。不过也有酒醉心里明的，任人家用怎样伟大感人的友谊说辞来相劝，就是不肯出血，甚至还假装不省人事地趴在桌上以逃避埋单的责任。不过不要紧，你爱呆那就呆那吧，朋友们呼啦啦玩别的去了，等你装不下去时自然要乖乖埋单走人。还有那更狠的，直接帮你掏出钱包来，不怕你不立马醒过来。正是因为洞察了这一酒场潜规则，我一度宣称戒酒，但朋友们哪里肯放过我这个中标大热门，一个个嚷着“酒逢知己千杯少”。结果我“知己”的名声越来越大，家庭的伙食每况愈下。

曹雪芹说“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以我的交友经验，这曹雪芹肯定从来没有过“万两黄金”的时候，否则早就“知心满天下”了罢。

敲门砖

徐怀谦

读了上海友人金波、司徒伟智撰写的《译笔求道路漫漫》一书，不禁被翻译家草婴的精神境界所深深折服。爱好俄苏文学的人都知道，草婴的名字是和托尔斯泰、肖洛霍夫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据说，能把托尔斯泰小说全部翻译过来的，全世界也只有草婴一个人。从50 多岁开始，他前前后后共用了近20年的时间。他说：“我这一辈子就只想做好一件事：文学翻译。我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草婴的奇特之处还在于，他是一位“三无人士”——无工资、无编制、无职称，一直靠翻译所得的稿酬为生。他不是没有领导才干，也不是没有出山的机会，“文革”结束后，组织上曾邀他出任新成立的译文出版社总编辑，可是，为了把托尔斯泰全部小说翻译出来，他谢绝了。他说：“人生有限，一个人一生能做好一两件事，就是成就。”

在很多人眼里，草婴是傻子。放着名利双收的官不当，偏要爬格子挣稿费，这不是脑子进水了吗？可是经由他的双手在俄苏文学和中国读者之间搭建的彩虹，唤醒了几代中国人对英雄主义、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憧憬，这种精神的滋养，是再多再高的官职也换不来的呀！文学翻译对于草婴，是他的谋生手段，更是其安身立命之本。

反观现实，很多人是把翻译当作敲门砖的。这些年，翻译界的笑话层出不穷，名牌大学历史系的副主任可以把“蒋介石”译成“常凯申”，有的译本把“水磨坊”译成“水淋淋的小姑娘”，有的译匠两三个月就翻译一本十几万字的小说，他们可曾知道脸红？才不呢，他们只会数着到账的钞票窃喜：笑骂由人笑骂，钞票我自数之，无错不成翻译，俺又不是大家！

何止翻译界，把学习、工作、事业当作敲门砖的领域比比皆是。学生上学本是为了学知识学文化，提升自己的人格修养，可是在高考的指挥棒下，文化知识成了敲门砖，他们死记硬背，只是为了应付考试。为了评职称、拿项目基金，大学教授可以抄袭论文，可以发动学生攒书，可以编造假的科研报告，“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早已成为被嘲讽的对象。在如此急功近利的教育体制和学术环境下，怎么会产生诺奖得主？

清涧

程玮

陕西的山里有个地方叫清涧，那个地方出大枣。但当我们的车在清涧停下来的时候，看到的却是一条泛着淡黄色泡沫的溪水，从弥漫着黄色烟雾的山的深处流出来，一直流进一条浑浊的大河里。不见蓝天，也没有鸟语花香，空气中流动着一股刺鼻的硫酸味。

没有任何语言可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西安一个朋友曾送给我一大包红枣，上面优美地写着“清涧大枣”。他说清涧大枣是如何的有名，是当年的贡品。我把这包清涧大枣从中国背回德国。在湿润寒冷的冬季，我每天很珍惜地拿出几颗供皇帝吃过的东西，洗净以后剔去核子，和银耳放在一起用小火慢慢地炖，炖得满屋清香，然后再放进冰糖。我想象着陕北高原蓝汪汪的天，清清的山涧溪水在阳光下碎银一样地闪光。满山满坡的枣树在冬日灿烂的太阳下欢笑。却不知我是自作多情地用在浓烟和充满化学废料里结果的大枣“滋补”了一个冬天。

摄像拍着空中的浓烟和泛泡沫的溪水。这时正好有个女孩子赶着几头羊从溪边走过，摄像叫住她，想让她赶着羊涉过小溪，然后沿着溪水走向大山深处的村庄。那女孩子个子很小，看上去只有七，八岁的样子，脸上很脏，头发细细黄黄的象干草。我的心里突然很痛，护着那女孩子指责摄像，说就因为你要拍个镜头，让人家小姑娘在这么脏的水里走，你以为你是德国电视台，就有权利让人做这样的事情？

德国人面面相觑地站在那里看着我。我突然意识到我这会儿婆婆妈妈地象个彻头彻尾的家庭妇女。协助拍摄的中方人员问明了情况，安慰我说，这不算什么，这水不深，乡下孩子能吃苦，你们给她一点钱就行了。我说，她就是不走我也会给她钱。这不是钱的事情。我们会舍得让自己的孩子在深秋的季节趟这样的脏水沟吗？

摄像一脸尴尬地说，你这么说就让我很惭愧了。可你也天天在念叨，说空镜头很无聊，要让它们活动起来。这女孩子今天不从脏水里走，可她昨天走过，明天后天还会走。现在她为我们的镜头走一走，还走出了一点意义来。你说是不是？

我明白他说的是。我也明白他的设想很好。但我觉得除了理智和道德底线以外，

除了拍摄到理想的画面以外，还有一样东西在约束着人的行为，那就是感情。摄像见我犹豫不决，又说，如果需要，我也可以走过这水沟，但我走没有这女孩子走有说服力。

我哑然。我知道我今生今世拍不成大片。因为我是个容易被鸡毛蒜皮吸引注意力的女人。我总是在关注片子以外的事情。有一次在蒙古要拍杀羊的镜头，活蹦鲜跳的肥羊牵来了，我看了心里不忍，就跟摄像探讨怎么可以把镜头处理得既拍了杀羊，又不真的杀羊。结果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在那里切磋。周围的蒙古人都坚定不移地站在摄像的一边。最后杀完羊我才知道，蒙古人都在等着吃羊肉。摄像为此批评我不专业，说我最好改行去做做慈善业什么的。

我往女孩子的衣袋里塞了几张纸币，告诉她要过小溪，然后沿着小溪一直走，不要停下来，也不要往回看。回到家以后，把钱交给妈妈。我一边说着这些事，一边情绪低落到了极点。我知道我和眼前的这伙人都在做一件徒劳无益的事。我们拍这些环境污染的镜头，到什么时候才能反馈到这里。就是反馈到这里，又能改变什么？这女孩子拿了这几个钱，也根本不能改变她的生活。呼吸着肮脏的空气喝着污染过的水，她或许会早夭。如果侥幸活到十八岁，她就得嫁人，然后她会重复她母亲的生活。她的孩子或许会天天涉过更脏的水沟。一切都很难改变，在这深山野岭里面。

一个人十四岁的时候说要改变世界是有理想，一个四十岁的人说要改变世界就是太幼稚。可是一个人如果一生一世不为改变这个世界做一点努力，那就是太自私。我所以总是尽心尽力地在做，希望能改变什么，哪怕只是一点点。

摄像架好了机器，同事们都往女孩子衣袋里塞了些东西，巧克力，或者是圆珠笔。女孩子很乖巧，跟每个人都说了谢谢，我帮女孩把脸擦干净，跟她道了再见。她赶着羊走过小溪，肮脏的溪水淹没到她的小腿。她按我们的话一直往前走，没有停下来，也没有再回头。

目送着她的身影渐渐消失，我们全体沉默，谁也没说话。

这是九十年代中期的事了，我希望现在的清涧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清涧。

穷人的茉莉花

朱成玉

朋友去印度，在孟买的大街上，看到一个老人在兜售一些不值钱的小玩意儿。那是孟买穷人中的一种，其实和乞丐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大多是一些孤寡老人，生活上没有任何依靠。

朋友是个心地善良的人，毫不犹豫地从兜里掏出零钱给他。老人便示意朋友在他的那些小玩意儿里随便选些东西。那些东西没有瞧上眼的,朋友就空手离开了。可是没想到那个老人竟然收起那堆小玩意儿，紧紧地跟在他身后。朋友心想，那个老人一定是觉得他是个善心人，想从他那里再讨些钱吧。

朋友转过身对老人比画着，告诉他自己身上没多少钱，别再跟着了。可老人好像完全没有理解他的意思，嘴里嘟囔着什么，仍旧执拗地跟着他，背上那个偌大的包袱压得他汗流浃背。

朋友恰巧在街上遇见了印度的同事，听说了朋友的遭遇，他便转过身，问那个老人为什么跟着朋友。

老人气喘吁吁地说：“孩子，你给了我钱，却没有要我的东西，我总得给你点儿什么呀！我看你是外国人，可能对我们这里不太熟悉，我只想跟着你，为你指指路，我能为你做的只有这些了……”

朋友的心灵受到了震动，他 说不知为什么，那一刻他感觉那个老人很像自己的父 亲，亲切而温暖。

朋友在印度待了将近半年，在这期间，他还经历了另外一些和穷人有关的事情。他说这些穷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让人深深感受到他们的尊严。就连满街奔跑的乞丐，都不会跪下来抱着你、纠缠你，或者说一些千篇一律的祝福的话，他们会拿着一束散发着清香的茉莉花来到你的面前—哦，那是泰戈尔曾经深情赞美过的茉莉花。他们的乞讨因这样的方式而让人心生感动。

印度还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国度。印度人的生活，却正如印度佛教复兴之父安贝卡所说：“即使你穷得只剩一件衣服，你也应该把它洗得干干净净，让自己穿起来有一种尊严。”

取悦自己

一位诗人，他写了不少的诗，也有了一定的名气，可是，他还有相当一部分诗却没有发表出来，也无人欣赏。为此，诗人很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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