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若冰,是在东木头市原陕西省文创室的小院里。那是1975年国庆节,路遥、叶延滨、叶咏梅和我,作为当时《陕西文艺》借调的“工农兵”编辑、实际上是刊物重点培养的青年作者,参加编辑部举办的国庆会餐。若冰当时正在礼泉县兼职深入生活,他赶了回来,和我们几位青年作者亲切交谈。我们几个人,谁没读过《陕北札记》、《柴达木手记》、《神泉日出》?谁不期待着他给予我们以教诲?我们对他的尊重是由衷的,若冰却全然没有居高临下的架子,像朋友,又像父兄一样询问我们的工作和学习,询问我们的创作和生活,和我们碰杯喝酒,给我们夹菜,和我们开心地说笑。记得当时他有一番语重心长的话:“你们要努力,陕西文学的繁荣最终还得靠新一代主力军。我们的刊物既要出作品,又要出人才,将来你们都要接陕西文学的班。”其时老一辈作家有些刚刚复出,有些将要复出,都是青年作家所要倚持的大树,但他以长远的眼光激发青年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其情切切,其意殷殷,让我至今难忘。

　　我在《陕西文艺》学习、工作了将近一年之久,直到大学毕业分配前夕,才回到学校。我是陕西师大的学生,路遥是延安大学的学生,编辑部想让我和路遥毕业后都到刊物工作,刊物领导出面与学校方面协商。这是我和路遥梦寐以求的,但结果是路遥如愿以偿地分配到了编辑部,我却被留校做了教师。为此,若冰很不甘心,从1976年到1982年,从省文创室到陕西作协,从《陕西文艺》到《延河》,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作为陕西文学界主要负责人的他,始终没有放弃调我工作的努力。陕西师大态度很明确也很坚决:不放我走,陕西作协的态度很明确也很坚决:这个人我们要定了。若冰对我说: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得到我的肯定答复后,他先后与几任陕西师大的领导人协商,直到李绵同志做了师大校长,凭着他们都是老延安的关系,他亲自出面多次跑师大,直接与李绵同志洽谈,终于在1982年,我调陕西作协的事情才成定局,实现了我人生专事文学工作的梦想。

　　若冰对“陕军”文学队伍的建立,对陕西青年作家队伍的成长,不遗余力,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他和他的夫人贺鸿钧有一个共同之处,凡见到一个文学新人冒出来,便无比的兴奋和喜悦。鸿钧长期担任《延河》领导,我曾经在一篇纪念《延河》创刊60周年的文章里这样描述鸿钧:这位50年代就以小说创作得到不少读者赞赏的女作家,在编辑工作中,看到一篇好稿子,“年过半百的人会像孩子一样,两眼放光,拿着稿子在各个办公室奔走相告,其兴奋之情宛如现在的父母看到儿女跃过龙门考取了好大学。”若冰也一样,在我担任《延河》主编期间,每看到刊物出现一位新人,看到刊物发了一位青年作家的好作品,总要问我作者的具体情况,叮嘱我要注意扶持有潜质的文学新人,特别是基层的读者。即使在他担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厅长期间,不具体管作协的事了,但总是尽其所能,给青年作家的成长创造条件,热情帮助遇到困惑或困难的青年作家,有时甚至不计自身在官场的得失,挺身出面保护一些遭遇某种危机的青年作家。

　　80年代中期,贾平凹发表了《好了歌》,招致了一些重要人物的严厉批评,搞得平凹灰头耷脑,很是伤心。若冰一直认为平凹是个难得的人才,不能因为创作上的某种探索和实验就损伤他的热情和自信,他让我转告平凹,一定要振作起来,指示我《延河》仍应该继续向平凹约稿,平凹的好稿子,陕西青年作家的好稿子,《延河》都要尽可能地优先发表,刊物要成为陕西作家成长的重要基地。路遥在成长道路上也遇到过更大的危机,在路遥寝食不安的日子里,若冰给了他最宝贵的支持,帮他度过了山重水险的人生关口和阴霾密布的精神危机。那一段时间,若冰成了路遥的精神支柱。三天两头,路遥有事没事都要去若冰家。若冰身担要职,在繁忙的公务之余,要读书,要写作,时间是很紧的,但一旦路遥登门造访若冰便将一切事情搁在一边,听路遥的倾诉,陪他聊天说话,宽慰、开导他。若冰知道,这个从陕北山沟沟里一路打拼出来跻身著名作家行列的青年,如果不给予呵护,那精神系统里自尊和自卑复杂交织、雄心和疑虑相互纠缠、强悍和脆弱一并兼有的基本平衡,即刻就会倾斜颠覆,整个人也就毁了。事后路遥曾不只一次地对身边好友讲:若冰在他心里,就是他的精神支柱,是他的精神教父。

　　若冰所做的一切,并没有想到要谁感恩。他只是按照自己赤诚的心性和善良的愿望来做。在这一点上,他不像个阅历丰富、经验老到的政治家,倒像个单纯得毫无城府的赤子。这便难免会被某些人利用。有时知道被人利用了,他也不会后悔、懊丧,更不会改变他的热心肠。凡事自有公论,正因为若冰是这样一种人,才赢得了人们普遍的尊敬和社会良好的口碑。

　　若冰是我国石油文学的奠基人。上个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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