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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而急于倾诉的风格正符合年轻人的态度。他们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宣泄和鼓舞，他们在巴老的作品中最早懂得了爱人和自由，从此走上了与旧社会决裂的反抗道路。
“党的文艺工作领导者、著名评论家陈荒煤曾说，他在鲁艺当教员时发现，许多青年投奔延安并不是看了马列主义书籍，而是读了巴金的作品。他们在他的作品中懂得了要反叛和自由。那时哪里能反抗？就是延安。”
这些出于人道和爱情的反叛，在上世纪50年代以后，注定要与人们内心的阶级斗争说发生冲突。因而巴老的命运有了不同。陈丹晨记得，当时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丁玲对广大青年说：“你们现在不要老读巴金的作品了，要读解放区的新文艺作品。”
但广大青年对于巴金作品的热衷程度比起解放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1958年，姚文元等人对巴老发起“拔白旗”运动，指责巴老的作品是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说“觉慧出走以后肯定是无政府主义，不可能是革命者”。
围攻了半年多后(为什么叫围攻呢，当时北师大、武大、北大的学生社团和《中国青年》、《读书》、《文学知识》等刊物群起而攻之)，有意思的是，《文学知识》登出了批判中的来稿统计，全部肯定巴老作品的有74篇，又批判又肯定的有35篇，全部否定的仅有4篇。以后又来了1000多篇来稿，还是这种比例。这说明一直到了1958年，虽然经过了反右之祸，巴老在中国青年心目中还是受欢迎的，青年们还是不避风险地为他说话。
一直到了“文革”前夕的1963年，巴金的作品还是文艺类中出借率最高之一———当时陈丹晨到上海图书馆作了一次调查，巴金作品出借率仅排在《青春之歌》、《红岩》和《红旗谱》等三部当代小说之后……
巴金有两个梦想
“可惜现在的青年不再看巴金的书了！”许多老一代对当代中国青年远离巴金的作品深感惋惜，“一个时代逝去了！”但巴金晚年留给了中华民族另一座令人仰目的高峰，那就是他在中国思想史或者文艺史上说也说不尽的《随想录》。
这是他引起争论最多的作品。有些人认为这部作品老谈“文革”，没有多少艺术性，没有上升到哲理高度。还有人认为这是右的代表……巴金知道这是种种来自上面和下面的非议。陈丹晨回忆，巴金也曾伤感地说，是不是我已经老了，有老年人的唠唠叨叨？但是掩盖了伤疤并不等于伤疤就不存在了，病症也不能好。
他怎么能忘了“文革”带给他的？他一辈子劝人爱和非暴力，但他的爱妻却在人性恶的大爆发中惨死。“‘文革’的教训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太大了。我们社会现在许多负面的东西：腐败、理想破灭、缺少操守，包括最后的阵地———学术界的沦丧，都跟‘文革’的恶果有关。但没人去清算。巴老为此紧抓住这个不放，顶住了压力写出《随想录》。许多文章只能被删改或是先拿到香港的《大公报》上发表，但收入《随想录》时，巴老坚决要求恢复原样。”
对“文革”没有得到彻底清算以及民族信仰丧失，巴金内心很痛苦，说“文革”以后怎么还是这个样子。他觉得他一个人的反思真是很艰难：“我现在走的还是一条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
巴金晚年最著名的一句话是“讲真话”。在《随想录》中至少有4篇以“小骗子”为名，反反复复说这件事。
作家李辉在巴金百年诞辰前写道：“他在晚年一再强调的‘说真话’，对于他，是道德人格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准则。当我们稍稍回顾一下反胡风、反右、‘文革’时的历史，就不难看出，道德往往是决定知识分子乃至所有人作出各种表现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巴金以他的体验，以他的整个人格，向人们昭示着：注重道德的冶炼，真诚地做人，少一些良心自责，与创作出优秀作品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因此，他认为，作家以及每一个人，首先得做一个真诚的人。”
巴金的“讲真话”表现了一种深刻的自责精神。他对陈丹晨说：我们当时听了话，批判胡风，后来说批错了，但没人出来负责，反而让我们内心经受煎熬。不忏悔，这是我们民族的弱点。这一点我们确实应该像德国人学习。他们不认为法西斯是希特勒一个人的责任，而是全德国民族的耻辱，而我们却把一场民族的悲剧推到几个人(林彪、四人帮)身上。
巴老最感人的人格魅力就表现在他强调言行一致。他早已在内心有一个决定，像托尔斯泰晚年那样用实际行动进行忏悔。他反反复复苛刻地解剖、鞭挞自己“为了保全自我而被动去写检讨，去讲假话，去批判人，包括所熟悉的友人”的行为。他是中国第一位表现出忏悔精神的伟大人物。
《随想录》最后一篇文章是《怀念胡风》。写这篇文章时巴金已经得了帕金森病，每一个字都是用左手推扶着右胳膊，颤颤巍巍画出来的。每天写100多个字，七八千字的文章写了1年时间。
他现在不能说，不能写，赖鼻饲维持生命。他特别痛苦，思维清晰而不能与人交流，求死又不能。他多次向身边人表示“我是在为你们活着”。但他活着，多少人就会感到温暖。正像20世纪90年代编辑了《巴金全集》和《巴金译文全集》的著名编辑家王仰晨说的，“即使他已丧失了生活的基本能力，但只要他仍和我们在同一个星球上呼吸，我们就会感到踏实，感到精神上有了支柱”。
巴金有两个梦想。他多次给不同时期的中央领导写信，终于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世界上最现代化、最宏丽的文学纪念馆的建成。他的另一个梦想还没实现，那就是建立“文革”博物馆。(沙林)
文人墨客系列3
嵇康（223---262），字叔夜，三同魏谯郡（今安徽宿县西南）人。稽康早年丧父，家境贫困，但仍励志勤学，以至博学多才，文学、玄学、音乐等无不精通并成就非凡。曾官拜中散大夫，世又称"嵇中散"。嵇康作为魏晋名士，是著名的"竹林七贤"之一。
人物事略
博才嵇康 嵇康少时聪明好学，但是骄纵任性，远迈不群，这种性格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为人处世，史书上称他少有奇才，博览群书，无师自通，学识渊博。他爱好音乐，演奏古琴的技巧非常高明，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高手。稽康的书法也很有名。造诣很高，“如抱琴半醉，酣歌高眠。又若众鸟翱翔，群乌乍散。”他的诗也可以称得上大家。
嵇康打铁 嵇康爱好打铁，铁铺子在后园一棵枝叶茂密的柳树下，他引来山泉，绕着柳树筑了一个小小的游泳池，打铁累了，就跳进池子里泡一会儿。见到的人不是赞叹他“萧萧肃肃，爽朗清举”，就是夸他“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从中可见其对生活的潇洒姿态。
竹林七贤 为了避开曹魏政治斗争的锋芒，他离开了京城，到山阳隐居了下来。当时，他和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交往过密，几个人常常游玩于竹林，世称“竹林七贤”。
嵇康饮酒 嵇康饮酒在当时也是很有名的。饮酒大醉，能够忘掉世事，解除现实矛盾的缠绕。嵇康不但饮酒，还写下了《酒会诗》，诗酒交融，让人感觉到酒中有诗，诗中有酒。嵇康饮酒非常有节制，从不过量。他说：“酒色何物？今自不辜：歌以言之，酒色令人枯。”另一方面，嵇康也知道，饮酒以逃避现实是暂时的，因为终究还是要醒来。所以这不是彻底解脱的办法。
嵇康服药 嵇康服一种叫“五石散”的药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五石散的基本成分，大概是五样药：石钟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另外还配点别样的药。嵇康服药一方面为了达到“转弱为强”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减轻政治环境给他带来的精神压力。但这没有给他带来精神的安定，反而造成了他的性格扭曲。服药使他性格火爆，而且越来越厉害。在诸多矛盾面前，他陷人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广陵散绝 嵇康被司马氏集团所杀，临刑这天，嵇康要来一架古琴，调好后，开始弹《广陵散》，霎时间，刑场上一片安静，琴曲昂扬激越，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悠长，萦回低啭。弹毕，嵇康长叹一声：“过去袁孝尼要跟我学《广陵散》，我总是不肯教他，《广陵散》今绝矣！”
嵇康与孙登 嵇康常常到山中采药，以至留连忘返，陶醉其中，在苏门山中遇见孙登。孙登是大隐士，他对嵇康的提间不做任何回答。最后，稽康要离开了，他再一次间孙登：“先生竟无言乎？”孙登这次开口了，他说：“子识火乎？难乎免于今世。子无求乎！”孙登承认嵇康有才，但是又认为他识寡。所谓识寡，就是保身之道不足。孙登是当时的一位很有见识的隐者，其隐逸之举，也是为了避免政治上的猜疑与迫害。嵇康说“今愧孙登”，就是因为没有采纳孙登的意见，未能及早隐居以致自蹈大祸的缘故。
名家点评
（晋）颜延之：中散不偶世，本白餐霞人。形解验默仙，吐论知凝神。立俗迕流议，寻山洽隐沦，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五君咏》）
（唐）白居易：吕安兄不道，都市杀嵇康。斯人死已久，其事甚昭彰。是非不由己，祸患安可防。使我千载后，涕泗满衣裳。（《杂感》）
（宋）李清照：两汉本绍继，新室如赘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咏史》）
素材运用
适用话题：自我认识和别人的期待 心灵的选择 假如记忆可以移植 包容 家庭教育 自虐
坚持自我 路 交友 正义的选择等
成功创业者系列
【人物简介】
俞敏洪出生于1962年10月，在江苏省江阴市接受中小学教育。于1980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期间患病（肺结核）休学一年，1985年从北京大学毕业，留校担任北京大学外语系教师。1991年9月，俞敏洪从北大辞职，进入民办教育领域，先后在北京市一些民办学校从事教学与管理工作。 1993年11月16日，俞敏洪创办了北京市新东方学校，担任校长。2003年成立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现任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中央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2006年9月7日，新东方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开创了中国民办教育发展的新模式，俞敏洪身价暴涨成为中国最富有的教师。报告显示，新东方2007财年第一季(2006年6月1日到8月31日)净营收为4.293亿元，同比增长31.4%；净利润为1.651亿元，同比增长100.8%。目前，新东方占有全国60%以上的出国英语培训市场。
【人物事略】
连续三年高考 终于迈进北大之门
俞敏洪是在农村长大的。新东方上市后，他接受采访时说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我的第一份工作是7岁时在稻田里插秧，还有其他一些农活。我学到的经验是必须持之以恒。如果要想达到一个目标，必须长时间地艰苦努力。”
与俞敏洪创办新东方的故事一样传奇的是他三次高考才考进北京大学。1977年底，高考恢复，这也给刚刚进入高中学习的俞敏洪带来了转变个人命运的机遇。但1978年第一次高考，他英语仅考了33分。
第一次高考失败后，俞敏洪迎来了人生的第二份工作，在一所中学教英文。他回忆道：“那一年我16岁，英语勉强能背完26个字母，哪里能教学生，但农村的初一，似乎怎么教都行，学生还很喜欢我。从那时开始，我决定第二次参加高考。”经过8个月的复习后，俞敏洪参加了1979年的高考，但再次落榜，因为英语只考了55分。1980年，他第三次参加高考，英语考了95分，成功进入了北京大学。
在北大的5年，俞敏洪一直认为是过着一种比较痛苦的生活，一方面是因为普通话不好，二是英语水平一塌糊涂。上学期间，他还因为得了肺结核，不得不留级到下一届。
日后被称作中国“留学教父”的俞敏洪在评价刚上大学时的英语水平时说：“实际上我的英语水平很差，在农村既不会听也不会说，只会背语法和单词。我们班分班的时候，50个同学分成三个班，因为我的英语考试分数不错，就被分到了A班，但一个月后，我就被调到了C班。C班叫做‘语音语调及听力障碍班’。”他的英语水平是怎么提高的呢？俞敏洪后来回忆说：“我上大学一年级时，下决心要学好英文，所以开始背《新概念英语》第三册，刚开始时感到无比痛苦，两三天才能背一课，还经常背了就忘。但后来我渐渐对背诵着了迷，乐此不疲，平均每天能坚持背10个小时以上，越背越有成就感，整整几个月没去上课、没和同学聚餐。最后把60篇课文背得纯熟，心情也特别舒畅。”
正是因为这样的苦练，让俞敏洪背下了惊人的8万个单词，也让他顺利地留在了北京大学任英语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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