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躲避追究，一些地方的官员还玩起了迷藏术：四川郫县豪华政府办公楼，建成5年未挂牌，媒体曝光后才“羞答答”地“承认身份”。安徽某县级市气派的市委、市政府大楼启用两年，楼前竟无一块醒目的标识牌。还有一些单位，以“调度中心”“检测中心”等名目“升级”办公楼。

许多官员最近因为违反三公消费被查处被撤职，而以最高调的方式“发布”“奢侈宣言”的官员为什么却没有得到追究？其主因显然是所有在大楼里的人都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动别人也是动自己。

豪华官衙其实才是奢侈的老大，这样“地标”式的奢侈如果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清算，其它反奢行动的意义将会大打折扣。

时间到底应该去哪儿

“我个人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当然是都被工作占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接受俄电视台专访时，引用王铮亮在春晚唱的《时间都去哪儿了》，一时间，再次击中人心，也催发更多人去思考，怎样的人生才最值得过。

时间都被工作占去了，而这份工作的结果，是在为社会提供福祉，是为人们创造美好未来，这样的时间付出，无疑是最有价值意义的。每个人的时间，也都需要用在于为社会提供公共价值之上。每个人也只有通过为公共生活提供价值和服务，最终才能让自己成为公共生活的受益者。

在现实之中，尽管说，有很多人的时间也是被工作占了，但是，有些所谓的工作时间，也并没有创造出足够公共价值，有些工作时间甚至就是在虚度了。当然，更多人被虚度时间，还是在工作之外。而不论是哪种时间，如果是去向一个没有价值意义的所在，那么，对于生命来说，就是浪费，就是慢性自杀。

那么，时间到底应该去哪儿呢？我认为，每个人的时间，都应该用于个人实现与公共价值的平衡之上。

人生实在太短，就像王铮亮在歌中所唱，“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遗憾的是，现实之中，太多的短暂人生，有的因为自私，缺少公共意识；有的因为工作，淡漠亲情伦理；有的因为爱情，忽视世界在还有太多需要珍惜的情感。更糟糕的是，还有太多人沉迷于网络游戏，聃溺于酒局赌局，人生迷迷怔怔，不知来处，不明归处。

没有价值创造，生命没有觉醒，或是被支配，没是被浪费，不能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平衡。这样的人生，其实就是未经审视的人生，就是最不值得过的的人生。“时间到底去哪儿了”令人震撼，触动人心，应该催发人们去觉醒，人既是社会的人，需要创造公共价值，同时，人也是个体的，需要自我实现。

以散文著作《瓦尔登湖》闻名的美国作家梭罗曾说过，“如果我像大多数人那样，把自己的上午和下午都卖给社会，我敢肯定，生活也就没什么值得过的了。”这句话之所以能够得到普遍共鸣，也就说明，个人价值实现对生命来说，同样是极有意义的。每个人对生命也都应该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认知。在一个多元的社会，越是个体的，也就是越是社会的，越是公共的。

社会的发展，本身也就是一个不断解放“人”的过程。在今天，人们也只有不再被简单地被所谓的集体意识捆绑，不被某些世俗力量驱赶，而是懂得去低头找自己的心路，去拥有一种免于被支配的自由，最终才能获得内心认同的生活方式和生命尊严，那样，才能既为社会创造公共价值，又不背离应该拥有的个体情感体验，去珍惜亲情，呵护爱情，让自己拥有真正幸福的人生。

那么，面对“时间都去哪儿了”这样叩问，每个人都有必要去审视自己是否具有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并用这种价值观去引领自己的生活方式，来让自己的人生不被虚度，而是更有意义。

再小的庙，也要装一尊大佛

2013年，88米高的灵山大佛吸引了大约380万游客，收入数亿元，可谓收入不菲。1993年落成香港天坛大佛高度34米，是当时最大的露天佛，但现在还不到目前一些大佛的膝盖，例如河南鲁山县那座总高208米的大佛。在内地，还有其他几座佛像高于天坛大佛，而且名单还在增加，包括江苏的一座88米高观音像、安徽的99米地藏菩萨像和江西的48米阿弥陀佛像。(2月7日新华网)

毋须讳言，一场轰轰烈烈的造佛运动正在进行中。而且，这场运动并没有停息或是放缓脚步的意思。以至于，许多“驴友”会有这样的感觉：前些天在某地刚刚看了一座世界最大的佛，现在又遇到了一座世界最大的佛。可是，至于哪座佛是正版原装，哪座佛又是新修的假古董，恐怕只能任凭导游们去自圆其说了。

造佛本来是好事。佛教中，向来有“造佛像立功德”的说法。一座大佛能够立起，往往能起到“筑巢引凤”或是“抛砖引玉”的效果，能够扩大佛教文化的影响力，能够收集更多的香火，为佛教培养更多的受众。我国历史上，就曾有数次轰轰烈烈的造佛运动。当然了，因为统治者的喜好，或是因为政治左右信仰，我国古代也经历了数次“灭佛运动”。

时间迈入新世纪，造佛运动再一次兴起。不过，现在的情况是，造佛似乎与佛教文化与关，与法事无关，甚至与当地的寺院与和尚无关，只有旅游开发有关。在GDP和商业利润的吸引下，无论是富可敌可国的百强县，还是国家级的贫困县，都要先抢一个大佛再说。而且，无论这个地方是不是所谓的佛教名寺，无论这个地方有没有得道的高僧，无论这个地方有没有佛教信仰者，先立起大佛来，对地方政府就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功德。以至于，祖国处处是大佛——再小的庙，也要建一座能拿得出手的大佛。

山不在高，有佛则名；水不在深，有佛也才灵。现在讲究的是，“经济搭台，文化唱戏”。有名胜的地方，自然好说，没有名胜的地方，便必须寻找文化唱戏的载体。“儒”和“道”，这两种文化，土到掉渣，佛教文化这种许多人不懂的外来宗教文化，便成为了“经济搭台”的猎物和目标。在土豪遍地走的当下，一些地方的招商引资饥渴的要命，能够引来项目，又哪你是哪门哪派，都可以对佛像大兴土木。

大佛，就像是大楼。越建越多，越建越高，还不停的刷新世界纪录。遗憾的是，建大楼建不出城市特色，建大佛也建不出真正的佛教繁荣。正如一位游客所说：“景区里到处都是带着相机的游客，绝对不是进行宗教活动的好地方。”之于游客们而言，则要在类似于无底洞的“门票经济”中渴劲儿地填钱。你看，无锡灵山大佛的门票已经达到了200元以上。

佛教经典有云，“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不料，当下的请佛建佛，不为信仰，不为弘扬佛法，不为传经布道，只为发财和GDP，如此造佛运动，让人无法理解，相信也让佛祖无法理解。而这种凭空修建、拔地而起，不讲佛教传承、文化底蕴和历史渊源的大佛，即便修得再高再大，即便贴得满脸都是金子，全身都是金丝楠，甚至是用玉石和钻石点缀而成，又有什么实际意义？这等低劣的“穷得只剩下钱”的造佛运动，既是对佛教文化的亵渎，也是对公共智商的欺侮。

老谋子认缴超生罚款给谁解了套

老谋子弄点什么剧情，都跌宕起伏悬念不断。戏里戏外无不如此。

岁末年初，张艺谋的一出“超生游击队”，地下自编自导自演了N年，最后一不留神被人兜底，结果马上有戏看，而且是免费的“马年贺岁片”，顿时被观众浇了半池太湖的口水。老谋子毕竟不是吃素的，昨天一反被人狗血喷头的剧情，将7487854元超生罚款，一文不少地打进了无锡市滨湖区人口和计划生育银行账户。最终，张艺谋平生第一出自掏腰包的生活片，落得了“还算厚道”的名声，收了个被人点赞的精神票房，算是虽不华丽、但也体面的剧终谢幕吧。

在生育公平、名人守法，以及超生罚款、社会抚养费，等等全民紧盯的敏感问题上，张艺谋超生事件的被曝光，无疑使这位世界级名导，被舆论摆到了众人不伸长脖子也能看得到的砧板上。老谋子抛完“爱国说”、“低收入说”之后，发现与舆论的讨价还价，不像与拍戏的赞助商和搞晚会的政府官员谈钱来得那么轻松，最终很识相地交了罚款，给了世人一个虽老谋、却厚道的正面形象。

748万多元，3个超生的孩子，张艺谋的这件作品，有的人看来是亏大了，但有的人看来感觉赚大了。亏大了，是与同为名人却在国外多生者处境相比，与超生一个罚个千儿八百的低收入者相比；赚大了，则是与千千万万个有点钱、想生娃、但老老实实按政策办的独生子女父母相比。但这种比较，都是在老谋子交了罚款之后。此前，老谋子属于千夫所指的那个，舆论口水吐在张艺谋身上，却板板打在权力的耳光上。所以，老谋子乖乖巧巧交了这笔罚款，不仅给自己解了套，也给政府职能部门松了绑。这大概正是张艺谋中午打款、当地计生部门午后就急吼吼“报喜”并且很知趣地告知人们罚款“已上缴国库”的原因所在吧。

张艺谋在“超生门”事件之后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曾经坦陈，“三个孩子在上学期间，老师从未见过孩子们的父亲；和孩子外出，至少拉开两百多米的距离。由于我的错误，对孩子的童年影响很大”。

缴了罚款的张艺谋，现在可以大大方方拉着老婆孩子的手走路了。这句话反过来说，是三个被大人扭曲、被政策限制了的、曾经黑户很许多年的可怜娃，现在可以被自己的爸爸牵着手走路了，可以告诉老师自己的爸爸姓甚名谁了。与孩子被动的扭曲相比，大导演张艺谋主动承受的这点扭曲，实在不值一提。

748万元，是导演为剧中主人公集体解套松绑的喜剧手法。但社会和舆论对这个家庭、尤其对三个无辜孩子的精神松绑，还有一个从被动认知到主动释然的过程。回首短短的老谋子超生曝光过程，舆论亢奋的正义，挟监督之名，不仅将张氏导演超生的二男一女各自读书交了多少赞助费挖得一清二楚，连孩子们哪一年借读在哪所学校哪家幼儿园、各自名字的最后一个字，也在传播中一览无遗。人们骂完老谋子骂政府，损完张妻损孩子，将一个生育公平、遵纪守法的严肃话题，扒拉出各种生活隐私，让无辜的三个孩子小小年纪就品尝着躺枪的滋味，这种人肉式的新式株连，暴露了舆论监督最容易失守的暴力一面，令人唏嘘。

或许若干年后回过头来看张艺谋超生罚款这出戏，人们会得出另一番慨叹。但是，人类文明与繁衍史上最不该留下来的，是用法治和道德的目光，将无辜的孩子，连同心目中的“脏水”一起打翻。如果我们从头至尾，能够用平常心尊重这几个无辜的孩子，他们就不用担心活得被人发现、被人指戳，那么，长大以后，他们才会觉得自己的尊严、生命的权利，并不是靠父母用钱来赎回、来解套的。

张艺谋认缴罚款前后遭遇的冰火两重天，最好不要让几个无辜的未成年子女体会到，否则，孩子们长大后会觉得，这是个道德与法治同时见钱眼开的肤浅社会。所有绑架了孩子生命尊严而叫板生育公平的人们，应该为自己的内心世界来一次松绑与解套。

吐尽狼奶、开口奶

——从宋彬彬道歉说起

为青年时期的红卫兵行为，陈小鲁道歉，很受欢迎，宋彬彬团队跟进，却饱受讥讽，激起新一轮质疑。一前一后，冷热不一，这是为什么？

按说有道歉总比没有好，但王晶垚老先生作为卞仲耘老师的丈夫，至今不接受这一道歉，确实有他的道理。

宋彬彬团队是在看到陈小鲁道歉受到人们欢迎之后，才有此次行为，并说“再不道歉就没机会了”。如此“择机”行事，一开口即引起人们怀疑，至少是欠缺诚意。陈小鲁与宋彬彬不一样，前者既无血案纠缠，亦无舆论压力，是主动道歉；后者则因卞案被舆论追讨多年，此前曾有过很多次“机会”说而不说，已经陷于被动。最为重要的一次是2007年北师大女附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校庆大典，将她1966年8月15日给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的照片再度展出，正面肯定这一“政治符号”，并表彰其为荣誉校友。宋彬彬当时如能断然拒绝，并主动向王晶垚老先生道歉，那是她此生卸下文革杀人重负，赢得社会原谅的最好机会。师大女附中应该说是个好学校，名列“重点”，区区中学校庆，竟能在通常是举行国家盛典的人民大会堂进行，亦可称史无前例。但这种学校谄媚权贵，也有其红色传统，源远流长。文革第一血案出在这种学校，与此类传统不无关系。校方2007年的惊人举动，虽无耻，但在今日大陆并不令人意外，只是在延续那种遗风余韵，其来有自，于今为烈。令人惊骇的是宋彬彬当时的反应，她竟然是欣然接受，而不是断然拒绝！接受这样的谄媚，等于向社会宣布她还是在肯定文革，肯定“红八月恐怖”，对自己文革中“8-15”这一政治符号，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是对王晶垚老先生的二次伤害，也是在整个社会尚未愈合的“红八月恐怖”创伤上再度撒盐。2007年之后整整六年，她始终沉默，只是到了这一次陈小鲁主动道歉赢得欢迎，她和她的团队看到了“机会”，才策划了此次举动。而在此次道歉中，也只是向卞仲耘塑像鞠躬--这当然值得欢迎；但拒绝向活着的血案苦主及其家人道歉，却有悖常理，难怪王晶垚老先生不接受此次道歉，外界舆论也难以原谅。

退一步说，即使把陈小鲁道歉得到社会欢迎看做是一次“机会”，也不是不可以跟进。但不能说“再不道歉就没有机会了”，应该说“为此前一再错过道歉而道歉”，尤其要为2007年那一举动而道歉。1966和2007，这两个鲜红的记忆对人刺激太深，人们当时难以在纸媒上公开表达愤怒，今天群起质疑，只不过是压抑已久的反弹，宋彬彬及其团队应该有所预料？我为宋彬彬错过真正属于她的机会可惜，也为她的团队能这样抓住“机会”--按说智商不低，却如此低估1966、2007积压的民间愤懑而遗憾。

还有一些地方也同样令人不适，举例而言有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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