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道夫•福克斯

　　卡夫卡懂得从一切事物中提炼其闪光的一面。就像是人们走到了阳光照耀的海边，海面上颤抖着成千上万发亮的小浪花——由于刺眼，人们不得不闭上眼睛，以寻找较弱的光线。

　　——朵拉•格利特

　　弗朗茨•卡夫卡１８８３年７月３日生于布拉格，是赫尔曼和尤丽叶•卡夫卡的儿子，他一辈子都处于强大的、外表也强壮非凡（高个子、宽肩膀）的父亲的阴影笼罩下。弗朗茨的父亲劳碌了一生，商业上不无成就，然而也充满忧愁和疾病，留下了一个子孙满堂的家庭，他怀着作为家长的骄傲，为此欣喜。他完全靠自己的劳动，干练地、谨慎地、以牺牲和奋斗建立了这个财丁两旺的家庭，这个家庭丰裕的生活在弗朗茨的想像力和创作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就这个意义而言，他对父亲的崇敬是无限的，这种崇敬蒙上了英雄的色彩。不过他的父亲性情古怪暴躁，对孩子动辄打骂，“专横有如暴君”。在卡夫卡的记忆中，在一个寒冬的深夜，父亲由于卡夫卡的一个小错误而把他从床上拉起来，罚他穿着睡衣到户外过夜。

　　卡夫卡曾这样评价他的父亲：“听着父亲无休止地挖苦同代人的、尤其是他的孩子们的幸福处境，同时述说他年轻时必须经历的千辛万苦，很不以为然。无人否认，由于他长年累月衣衫单薄，腿上一直负着好不了的伤口；他经常挨饿，１０岁时就推着小车走村串户，早出晚归，冬天也不停歇。然而他不愿理解，这些千真万确的事实和我没有吃过所有这些苦同样千真万确的事实却无论如何得不出这些结论：我过得比他幸福，而他可以因腿上的伤口抬高自己；他可以从一开始就估计并断定，我不会赞赏他当时的辛劳困苦，正由于我没有体尝过同样的艰苦滋味，我就必须对他感恩不尽。我何尝不想倾听他没完没了地讲他的青春和双亲，但是他以一种夸耀和争吵的语气来叙述这些，可真是活受罪。他动不动就双掌一拍，‘哼，今天谁知道这个！孩子们知道什么！他们谁也没有经受过！今天有哪个孩子懂这些呢？’……”

　　卡夫卡在１９１９年《给父亲的信》中这样写到：“最亲爱的父亲，您最近问我，为什么我说我怕您。同往常一样，我对您无言以对，部分由于我对您的畏惧，部分由于解释这种畏惧涉及太多细节，突然谈及，我一下子归纳不起来。”一个３６岁的成年男子，写下这样百余页的一封信，述说自己内心的纠葛。这份血泪的自我剖白，目的不是控诉，而是爱的尝试。卡夫卡一生试着寻求和父亲和解，盼望得到父亲的认可，不过母亲却不敢将这封信转交给他的父亲。

   １９０６年６月１８日，卡夫卡在布拉格的卡尔•费迪南特皇家德语大学被授予法学博士学位。卡夫卡从来没有当律师的念头——他只不过利用这一年作为紧张的考试后的喘息机会，并通过这个喘息机会寻找一个有工资的职位。因为他同父母达成了默契：一旦有了自己的收入，他不会多一天依靠父母的钱包过日子。而他父亲对此并不理解，将他的这种举动视为最不像话的无理取闹。卡夫卡在日记中称“写作是祈祷的形式”。在寻找挣钱的职业时，卡夫卡认为，这个职位不得与文学有任何联系；以文学作为挣钱的职业在他心目中是剥夺文学创作的尊严的行为。挣钱的职业和写作艺术应该绝对分开，二者的“混合”，比如记者的行业，亦为卡夫卡所否定——但他从不发表看法，而只是自己微笑着退缩，声称他自己“却不能这么做”。他的这种观点给他的朋友马克斯•布罗德的职业选择也带来了旷日持久的影响。卡夫卡和马克斯•布罗德出于对艺术的尊重，在最可厌的、远离艺术的、枯燥乏味的法律职业中翻来覆去地折磨自己，直至很久以后马克斯•布罗德才走上了戏剧评论和音乐评论的道路，而卡夫卡在这一点上的严格态度却是一种高尚的迷误。

　　１９０８年７月，卡夫卡在一个半国立的公共机构找到了合乎愿望的职业。在这个岗位上，弗朗茨受到上司的青睐。但是事态很快就表明，他作了许多尝试来分配时间，以使他自己酷爱的写作不受影响，然而没有成功。写作需要有很多时间使创作力将执笔者带入高涨的情绪，然而这短暂的下午总是使人想到明天将要在保险公司度过的荒凉的日子，在这段时间里卡夫卡根本不能够进入状态；而马克斯•布罗德也开始过类似的日子，也只有在投入最高度的精力和思想最高度集中的情况下才勉强可以进入这个状态。于是恶劣的时期在他们俩面前展开了。在职业生活中，精神负担日益上升，日益难以承受，有趣的或令人激动的插曲十分罕见。关于办公室工作妨碍写作的问题，卡夫卡在日记中写得惊心动魄，全无补充的必要。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平常十分谦逊的人的一段表白，他必须挣扎一番才能弄出篇把公文，就像从自己身上撕下一块肉一样，然后“大吃一惊”地发现：“……我身上的一切都是为文学劳动而准备的，这种劳动对于我是一种奇妙的轻松，一种真正的活力的表现；而在这办公室内，起草一篇该死的文件却必须从我有能力享受这种幸福的躯体上活生生地夺去一块肉。”

　　１９１２年是卡夫卡最重要的一年，１月份，他写了《生死不明的人》一书的头几章，此书后来题为《美国》。８月份，他与马克斯•布罗德住在一起时遇到了他后来的未婚妻菲莉斯•鲍尔。９月２２日到２３日夜，他一气呵成写完了《审判》。１１月和１２月又写出了《变形记》。

　　卡夫卡在一夜之间写出了《审判》之后，用这几句话表达了他的欢乐心情：“充满极度的紧张和欢乐，我不知道故事情节如何才能展开，仿佛我是在摸索着水前进一样……如何描述每一件事情，对于每一件事情、对于那些最奇妙的幻想，如同有一团烈火在等待着它们……只有以这样的方式，以这样锲而不舍的精神、这样充分揭示肉体和灵魂的方式才能进行写作。”

　　卡夫卡一生订了三次婚，三次都解除婚约，究其根本原因，乃是卡夫卡对家庭生活将毁掉他的写作赖以存在的孤独的恐惧。在他所钟情的写作面前，常人视为理所当然的婚姻其实毫无位置可言，而他个人，也不过是这古老的伟大事业心甘情愿的祭品。从这一点上考量，他焚膏继晷地写作、又不断地毁弃自己的作品的举动，就超越了自厌和自虐，而达至大诚大勇的境界；他那卑微、晦暗、支离破碎的一生也因而获得了一贯性和力量。

　　卡夫卡１９２４年６月３日因肺病辞世，他曾在遗嘱中要求挚友马克斯•布罗德将他的全部手稿统统付诸一炬。所幸，布罗德没有这样做。

　内心的事情——走近卡夫卡

　卡夫卡的一生，似乎并没有遭遇什么大起大落，家境优裕，天资聪颖，不管是在学业或工作方面，还是在情场或文坛上，他都算得上顺利，甚至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比较幸运的。然而，在这些平淡无奇的生活表象下面，其实是一个冲突、敏感、不够安分的内心世界；在他不动声色的双眸后面，掩藏着惊恐、无助甚至绝望。他说：“我的职位对我来说是不可忍受的，因为它与我惟一的要求和惟一的职业，即文学是相抵触的。由于我除了文学别无所求，别无所能，也别无所愿，所以我的职位永远不能把我抢夺过去，不过也许它能把我完完全全给毁了。”这是一个艺术灵魂的喃喃低语。他同时被推到了两条战线上，既要与现实交锋，又要同艺术作战，不可回避的矛盾，一次次使他陷入茫然无助之中。他之所以忍气吞声地在现实俗务上花费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其实正是为了尽可能地营造一份适宜生存的现实环境，以便更好地亲近写作。当一个人对一件事情的深爱，必须穿越另一件事情才能抵达的时候，我相信他的内心肯定充满了酸楚与无奈。卡夫卡是这样劝慰自己的：“无论什么人，只要你生活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笼罩着你的命运的绝望……但同时，你可以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因为你和别人看到的不同，而且更多……”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理解了他笔下的“甲虫”，理解了他的内心的冲突和绝望。他一方面在扭曲个性的残酷现实生存条件下，不断捍卫着“自我”，另一方面他又清醒地意识到，对于现实社会的一切，不管他怎样地挣扎，终究都是无法与之抗衡的。

   “乌鸦们宣称，仅仅一只乌鸦就足以摧毁天空。这话无可置疑，但对天空来说它什么也无法证明，因为天空意味着，乌鸦的无能为力。”我在这样的句子中读出了彻骨的寒意。敏感脆弱的卡夫卡，孤单无助的卡夫卡，他是一个不肯轻易放过自己的人，他的所有努力，都在一步步将自己推向绝望的边缘。他曾经这样写到：“此生的快乐不是生命本身的，而是我们向更高生活境界上升前的恐惧；此生的痛苦不是生命本身的，而是那种恐惧引起的我们的自我折磨。”社会像一堵牢不可摧的高墙，将他与希望、快乐隔开。他只能在内心的事情中 

   生活，在虚构的生活中寻求真实的慰藉。而对于那些现实事务，我更愿意相信是他借以抵达内心的不可或缺的载体。或者说，之所以会产生现实中的那些所谓尴尬和折磨，正是因为他对内心世界，对艺术品质的始终固守。他是属于艺术的。真正理解他，只能从艺术的角度切入，只能依靠感觉。一切企图从他的出身、家族、童年和少年时代，以及性格特征、生活遭遇、社会环境和时代风气等等入手去寻求明确答案的尝试，都注定是徒劳的。

　　在巴尔扎克的手杖柄上写着：我在粉碎一切障碍。而在卡夫卡的手杖柄上则写着：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很多人据此认为卡夫卡是懦弱的。我觉得不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而且他直面“障碍”的勇气，恰恰是我们很多人所缺乏的。“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游泳。”卡夫卡在１９１４年４月２日的日记中只写下了这样的两句话。一个真正懦弱的人，是不可能如此坦然地把一场规模浩大的战争与一次纯粹的个体事件相提并论的。或许在他看来，一场现实的战争并不一定会比一次内心的冲突更为重要。他所始终关注的，是自己某一时刻对某种情境的心理体验和认识，是人性中的最为真实的部分，正如克里玛所评价的那样，卡夫卡描绘和捍卫了人类空间中最个人和内部的东西。

　　一个柔弱的天才，面对他并不喜欢的生活，写作成为他活着的惟一的理由和生命的全部意义。为了写作，他牺牲了爱情、健康，甚至生命。他只活了４１岁。九卷文集中，只有一卷是在他生前公开发表的。他的日记和书信长达３０００多页，篇幅超过了他的创作。他太孤独了，没有人愿意听他倾诉，事实上也没有人能够真正听懂他的倾诉。他只有选择自语，选择日记和书信。他在渴望理解的同时又在拒绝理解，他在有意无意间把自己与世界划清了界限，即使不够决绝，但他至少去做了，并且始终都在竭力维护这种“界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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