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伊莎多拉用他的《那吉苏斯》跳给他看。从那美妙的曲调中，伊莎多拉早已发现作曲家对于年轻的那吉苏斯的想像：他站在小溪旁看着看着，终于对自己的影子发生了爱恋，最后衰竭而死，成了一朵水仙花。

　　最后一个音符的声响还没有消逝，埃斯尔伯特已经从椅子上跳起来，冲过来一把把她抱住，两眼噙满泪水，凝视着她。

　　“你真是个天使，”他说，“你真是个歌舞女神。我创作这个乐曲的时候，心目中所看到的恰恰就是你表现的形象。”

　　埃斯尔伯特完全陶醉了，立即建议跟伊莎多拉在一起，在卡内基音乐厅里举行演出，并将亲自为她伴奏。埃斯尔伯特亲自筹备，预订会场，设计海报，并且每天晚上都来跟伊莎多拉一起排演。

　　第一次演出非常成功，伊莎多拉以身姿和舞意震动纽约舞蹈界。她的舞蹈新颖，打破了古典舞的规范。一年以后，她前往欧洲，立刻在伦敦和巴黎成名。不久，她在维也纳和慕尼黑取得更大的成功。“伊莎多拉的德国狂热派”由此诞生。伊莎多拉回忆当年在德国的情形：“在演出之后，我离开那些疯狂的观众。我穿着长长的白色裙子，身旁放着一杯白色的牛奶，我便坐在漆黑的深夜里，自己完全进入了康德的《对纯理智的批评》。”

　　伊莎多拉一生里，除了舞蹈以外，她最爱的是她的两个孩子。不幸的是，她的孩子——一个３岁另一个６岁时，他们乘坐的汽车掉进巴黎的塞纳河，同时被淹死。伊莎多拉悲痛欲绝：“没有任何姿态或表情可以表达我的悲伤。这如同古希腊女王娜尔彼由于悲痛变成石像，我只能坐下来盼望我能在死亡里消失。”

　　伊莎多拉５０岁那年，一天，她走进一个车库，坚持要一位年轻修车工带她试开一辆跑车。车子启动了，瞬间，她的围巾缠在车轮中，仅仅几秒钟，她的脖子断了，伊莎多拉就这样告别了尘世。

　　活出你自己

　　我相信没有人能拒绝这个超越了岁月的女人，只要仍存感动，没有谁能在邓肯那辉煌又悲伤的一生面前麻木。无论是伟人还是凡人，都忍不住要对她多打量几眼。初闻邓肯，是和叶赛宁有关的，知道她是一个美国人，可是却嫁给了一个苏维埃的诗人，知道这一点，心中感到的是一种激动的情绪而且钦佩至极。她不顾世俗观点，敢作敢为，而且是一个女性，这本身就是件浪漫而纯真的事，这里面也有一种美的本质，冲破一切世间的阻力而去追求美的本身就是美的。伊莎多拉•邓肯时常身披薄如蝉翼的舞衣赤足舞蹈。她说芭蕾舞者是扭曲的畸形的躯体，毫无美感，这对当时芭蕾风靡的年代无疑造成了巨大冲击，而她那种对生活、爱情的随心所欲更是引起众人侧目。邓肯的恣意放纵自然有别于圣母的简素内敛，然而看邓肯的一生中，对舞蹈的领悟执著正如玛利亚接受神的意旨时那份有些迷茫但决然承担的坚信。

　　我们能从伊莎多拉•邓肯神秘的命运中把握点什么，天才的轨迹，它偏离我们普通人聚集的中心，处于常人达不到的最外端，在理智与疯狂的边缘，在人神的交界处，它独立、不受人气地相互熏染，因而能以其纯洁性最鲜明最完整地昭示出命运的意图。

　　命运总有一个意图，老天让我们生下来是为了什么？伊莎多拉•邓肯在她的一生里，常常显示出她对这意图的极端自觉和极端盲目。当她的舞蹈不被人理解时，她是自觉的。只有一次，因为穷得实在扛不过去了，她才跳起那种迎合观众胃口的“带劲儿”的舞蹈，这一个星期让她恶心得要命。后来，她得到了一些艺术家和名人的赏识，但在商业上仍无成功，经济上依旧很拮据。这时有一个德国的经理自认为给邓肯带来了天大的幸运，请她去游艺场演出，每晚５００马克（后加到１０００马克）。邓肯叫他快走。她说，她将来会去柏林，为歌德和瓦格纳的同胞们跳舞，但要在真正的音乐殿堂里跳。三年后，邓肯的这些“大话”果然实现了，在科隆歌剧院，爱乐乐团为她伴奏。在未得到之前，就敢于放弃，这种惊人的自信，一般人是不可能有的，因为大多数人都缺乏她那种与生俱来的明确目标和叛逆性。

　　米兰•昆德拉在《生活在别处》中将青春、革命、诗歌等同起来时，他力图向我们揭示青春的危险性、残酷性和悲剧性。年轻时的崇拜不仅虚幻、缺乏理性，而且总是不由自主地指向极端的一极。“砸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口号世世代代以不同语言、不同形式在青年中流传。尽管我们从来没建立完全意义上的新世界，但永远也无法阻止年轻人对旧世界的恨，所以青年心目中英雄的共同特性是蔑视一切，狂放不羁。邓肯正符合这个条件，但她是自觉的，而不是盲目的，她听命于自己的意志做出各种随意的姿势，向陈腐的古典芭蕾旧世界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舞蹈革命。当一种艺术的表现形式发展到一定成熟的时候，它就成为了一种不可超越的一个山峰，让后人都用仰视的角度来对待它。内心的焦虑与挣扎都只是为了能在有朝一日到达这一顶峰，或是超越这座山峰。这种挣扎有时会让缺乏意志的艺术家在浓浓的焦虑中将自己彻底淹没，也使得那些信心不足的艺术家半途而废。只有当这些心力交瘁的艺术家们，有一天突然间发现艺术的表达方式不仅仅只是惟一的一种时，眼前忽然闪过一道亮光。于是，他们试想着另辟蹊径，跟随着他们心中的一个全新的艺术山峰挺进。

　追求个性张扬的邓肯如同那些伟大的艺术家们一样，自然不能满足于芭蕾舞中的那些压制，邓肯创造的这种全新舞蹈就是一种发自心灵深处的对于自由的向往，一种无拘无束的舞步应似流水般的流畅。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而每个人生命中都有属于他自己的一份精华。要成为你自己，就必须找到你的与众不同的长处，并尽全力发展它。邓肯为我们作出了最好的榜样。

　　任何一位成功者固然可以向你昭示他们如何成功，却无法代替你追求成功。惟有你根据自己的特点去设计成功、追求成功，才可能得到属于你的那份成功。人要走自己的路，就必然面临层层阻力。面对错误，要勇于说“不”，绝不妥协与屈服。早年就相当独立而叛逆的邓肯，对于虚伪的社会道德的规范一概嗤之以鼻。无论多少人士批评她，都无损她在舞蹈艺术上的贡献，在舞蹈史上，她绝对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邓肯自由的舞姿是由心灵召唤而来的，美国《艺术》杂志的评论说：“看邓肯小姐跳舞，你的思绪和精神会回到那混沌初开的远古时代，回到这个世界的黎明时刻。那时人类伟大的灵魂在美丽的身体上找到了自己的自由表达；那时动作的韵和声音的律和谐一体；那时人体的动作与海合而为一；那时女子的胳膊美妙一摆是玫瑰花瓣的开放，而她落在芳草地上的脚则是落叶在地球上轻盈的漂浮。”今天虽然我无缘目睹她曼妙的舞姿，但一个勇于追求的舞者的形象早就在我的脑海中逐渐清晰起来，虽然还很朦胧，可是我仿佛看到一个青春的躯体，赤足，不戴任何珠宝，携一股英雄的刚毅，理想政治家的正义、仁慈和纯洁以及母亲发自凡心的爱和温柔，在林间，在山涧舞蹈着，她的手臂柔软，双腿匀称，她如同音乐家跳动的音符，她不去想，可是就在这种舞蹈中，凭着一种直觉，一种非凡的感受力，表达了所要表达的一切，而这一切，又都是那么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就像美国总统罗斯福说的：“我看她孩子一样天真无邪，就像在阳光明媚的早晨在花园里蹦蹦跳跳，在摘拾着自己喜欢的美丽的花朵一样。”

　　一个人最可怕的事，莫过于当自己行将告别人生时，突然惊觉：天哪，我怎么一直只活在别人的眼光里！谁也不会比你更懂得自己。尤其不会比你更懂得自己到底需要什么。既然生命属于你，你就应该对它负责。而对生命负责，首先就应该对心灵负责。只有那些最能听从自己心灵呼唤的人，才会活得快乐，并具有追求成功的最大动力。

　　从邓肯身上我感到即使有机会很快接近另一位巨人那样的水平，也宁可当第一的自己，而不当巨人第二，让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独占一席。历史是一个不断进取的过程。倘若力争成为真正的“自己”还不能超过前人，也就不会产生如邓肯这样的人了。（佚名）

24、弗朗茨•卡夫卡——严厉的自审者 

与其说卡夫卡是一个作家，不如说他是一个对自己进行严厉自审的实践者。他把世界的荒诞、人生的悲剧写下来，正视它，通过艺术来激发超越荒诞与悲剧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他曾给予我们的警示：人不能没有一种对某种不可摧毁的东西的持久信念而生活。

　　弗朗茨•卡夫卡，这位生活在奥匈帝国时代的作家，被世人公认的“头衔”仅仅是著名的小说家而已。然而，越来越多的西方作家和文艺评论家在竞相探索他那独特的艺术手法，诠释他的创作思想奥秘的同时，更乐意把他当做哲学家来对待。他被人们誉为“传奇英雄和圣徒式的人物”，认为“他与我们时代的关系最近似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这位身材瘦小的男人用他独有的方式思考人生、写作人生，他在黑暗中探索，渴望找到一条“生”路，然而最终还是失败了，但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他笼罩着神秘面纱的人生和那３５０多万字的作品，还有给世人的警示：人不能没有一种对某种不可摧毁的东西的持久信念而生活。

　　卡夫卡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卡夫卡“用生命写作”，他牺牲自己所有的业余时间，甚至健康、婚姻直至“一个男人所拥有的生之欢乐”，不倦地记叙着，表达着自己的洞见和感受，他像一位圣人把世间一切卑劣洞穿。他关心人，渴望能够获得重新审视这个世界的机会，他把他的整个写作生命都托付于描写人的本质这个孤立的主题上，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作家，却以他敏锐的观察力、深刻的对现实的剖析，以及他那独特的写作手法将现实的荒诞、非理性和人的自我存在的苦痛的原罪感揭露得一丝不挂，他用自己的整个生命去寻找出路，他好像那为人类偷取上帝火种的普罗米修斯，为自由和真理甘受一切不公正的待遇。他把创作视为生命存在的形式和体验的过程，不带任何的私心。他被认为是一个“十足虔诚的宗教徒”，而这只不过是他忠于“生活自己的信仰”，他要求自己作出最后的努力，然而人生走到尽头，仍没有达到这个目的的他，在如何处理他的生前留下的作品的问题上，提出了一个颇为奇特的条件：“毁掉一切”。短短的四个字后，这个时代的“圣徒”带着他那奇怪的遗嘱凄切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虽然想做一团火，但他却是一块透视苦难的冰。

　　——马克斯•布罗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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