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檀迦利》的出版引起了轰动，人们被诗中崇高的思想和华丽的语言深深地吸引住了。１９１３年１１月，当泰戈尔得知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后，他十分高兴，但他又感到这一荣誉将成为使他永远不得安宁的根源。“我再也得不到片刻的宁静了。”他心里这么想。一群崇拜者从加尔各答乘专车来向他致敬。对这些崇拜者，他不无讽刺地说，他们中的许多人以前从不赞扬他，有些人根本就没有读过他的作品，只是因为西方承认了他，他们才开始赞美起他来。他说：“对于他们奉上的荣誉之杯可以吻一下，但里面的酒我是不会喝一口的。”

　　获奖而归的泰戈尔，已被公认为印度现代文学史中最出类拔萃的人物。但他更喜欢回到圣地尼克坦，回到可爱的学生中去。由于西方的宣传和人们的误解，泰戈尔在不少人心目中成了一位神秘的诗哲：住在世外桃源般的林中茅庵里，用诗歌为神编织美丽的花环，独善其身。但是事实上，他总是一再中断自己平静的生活，用他强有力的声音支持一切正义事业。

　　泰戈尔是最早领会圣雄甘地非暴力主义主张的意义并予以支持的人。１９１３年，甘地尚未广为人知时泰戈尔就向他发出贺电，对他在南非进行的反种族主义斗争表示敬意。两年后甘地派弟子到圣地尼克坦学习，接着又亲自造访。

　　１９２０年以后，甘地在印度政治舞台上占据支配地位，在若干问题上，甘地与泰戈尔意见相左，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泰戈尔对英国越来越丧失信心，他声明放弃英国政府授予他的爵士称号，以抗议其“分治”和屠杀政策。他还在各种场合力陈加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团结的极端必要性。

　　１９１９年，应罗曼•罗兰之邀，泰戈尔在《人类精神独立宣言》上签名，号召人们为消除偏见而斗争。在逝世前数月，他写下论文《文明的危机》，控诉“西方文明”：“我放眼四望，看见灿烂文化的一个支离破碎的遗迹……但我不会因此而去犯对人类失去信心的严重错误。正相反，我要向前看，在这场大乱之后去揭开历史新的一页。”

　　度过７８个寒暑后，泰戈尔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战争和悲剧、社会的动荡不安，给他敏感的精神带来莫大的痛苦。１９４０年２月，圣雄甘地夫妇访问圣地尼克坦，与泰戈尔进行了最后一次会晤。

　　１９４１年５月，全世界都向他祝贺８０大寿，而这位伟大的歌手与哲人却已被病痛折磨得无法工作。在上手术台前，他口授了最后一首诗。１９４１年８月７日午后，罗宾德罗那特•泰戈尔在加尔各答祖宅里平静地离开了人世。送葬队伍迤逦而行，成千上万的人加入到送葬的行列。当火焰升腾之时，无边无际的人海突然被一种奇迹般的肃穆气氛所笼罩。

　　泰戈尔：生命的歌者

　　诗——特别是浪漫诗——被称之为亚当的想像力。这就是说，诗人能为我们再现亚当第一次注视周围世界的奇异的感觉。这样的诗歌观固然不能解释一切诗作的意义，但是用它来解释泰戈尔的诗歌却特别合适。

　　泰戈尔生活在１９、２０世纪那异常复杂的年代里，但是由于极其富于感情，他以孩子般的淳朴热爱着大地上的万物。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往往以朴实而充满惊异的眼光来观察生活中的简单、平凡的事物。这一定也是亚当洞察世界的特征。甚至人类生活中最琐碎最微不足道的事情——每天从睡梦中醒来——也被他赋予了新的意义。时光如箭矢般飞驰而过，在岁月的流逝中，数不尽的年代都失掉了它一切的负载，世界的征服者们也变成一个名字的影子。每天，在夜的黑暗中，当进入梦乡以后，每人都会有一段空虚的经历。因此当人们每天从夜的沉睡中醒来，领受着晨光的奉献，看到世界向他展开所有那充满不断更新的美的魅力的花瓣，这难道不是一种无穷的惊异吗？这种在生活中最平凡的事情和经历中萌发的对永恒和无限的发现，正是泰戈尔大部分诗歌的基调。它是建立在对古印度的信仰进行再创造的基础上的，也是建立在现代科学的各种事实的基础之上的。他的想像力轻易地戳穿了事物的表象，表现了伴随着“创造那永恒的最初时刻”的欢乐和惊异。

　　正是这种精神，使泰戈尔把当一名诗人看成自己的使命。生命和爱情的惊异与美好“被我们日常的习俗遮蔽了”，而经常的接近又使我们忘记了在我们身边的美好其实是非常遥远的。泰戈尔的责任就是要撕去这一层亲近的帷幕，唤起情人们初次相见时的那种遥远感。我们不能忘记，在两个住在一起的人之间有着无限的遥距，而这种为生活增添甜蜜和美好的遥远，正是泰戈尔所带给我们的。

　　泰戈尔知道，诗歌珍惜生命中一切珍贵的东西，因为它是人格的表现，而人格则是人的性格中不贪图财富和虚荣的那一方面；帝王的荣华和财富是不能持久的，但是一个情人“在激情的瞬间投来的”眼波却能保持永久的魅力。泰戈尔公然声明了他作为一个诗人的使命就是歌唱那些短暂的并显然是琐细的事物。他毫不踌躇地积蓄着美，或者收集着从前一夜的鲜花中掉落的花瓣；他并不想去寻求那些常常躲避追求者的埋藏于大地的财宝；相反，他倒愿意听任生活中的宝藏不受开采，听任未解的神秘不被揭示；他只要在春天繁华的日子里能歌唱瞬间没有意义的狂喜，抚弄路边的边跑边笑的美就足够了。他的诗与其说在于鲜明的形象，倒不如说在于他生活态度的新奇和大胆，在于他用以反对世俗的价值观并发现单纯的生活与漂浮在世界之流中的荣耀和欢乐的那种方式。

从他的诗中我们能够发现，幸福是在即时的琐事中，在泰戈尔称之为单纯的无物中得到的。只有这种态度，才能使我们顺利地和那将天空从头到尾打扫干净而不图任何私利的雨，以及那陶醉于自己芳香的潮湿的野茉莉花协调起来。

　　激发泰戈尔写下无数诗篇的巨大灵感，主要产生自他对自然广阔的信仰。这一点在他那些总是从与自然广大生命的联系上来看待人的生命的伟大诗篇中可以看到，在《飞鸟集》那 

些悠然的诗句中也同样能看到。他所希冀的正是将自己融入大自然那更大的净化了的生命之中。泰戈尔以他的这种对待自然的态度，区别于那些通过使其摆脱琐碎而崇拜自然之精神的诸如沃兹沃斯、雪莱和济慈等其他一些浪漫主义诗人。正是在这种净化了的自然精神中，沃兹沃斯发现了责任的教义，雪莱发现了爱的思想，而济慈则发现了并非为死亡而诞生并且与真实相一致的那种美。假如有任何不纯洁的东西和自然混杂在一起，那些浪漫主义的诗人就会坦率地要求人们干脆把它抛开。但是泰戈尔却不是这样，他热爱整个大自然。自然对他的魅力不仅在于其纯粹的美，而且还在于那些混杂在其中的琐细的事物。泰戈尔在他的一首最壮丽的诗篇中，赞美了那条与圣恒河及佩德麦河都没有联系的古巴伊河。那是一条狭窄的小河，它没有世家门第的荣耀；但是它的贫乏并没有使它羞愧，它主要的美德在于和人类生命的密切联系；它和市场上载满稻草的、懒洋洋的、微不足道的车声和拍，它随着那个每月领三卢比薪金、举着破伞的乡村教师的疲塌的步伐一道移动。

　　作为一个诗人，泰戈尔竭力探寻着隐藏在日常小事后面的潜在的意义。他指出，这些潜在意义只有在不计利害得失的情况下才能得以实现。无怪乎有人这样说，诗人是“人类的儿童”，因为他们都是天真的，善良的。泰戈尔更是一个“孩子的天使”。他的诗正如天真烂漫的天使的脸；看着他，就能知道一切事物的意义，就能感到和平，感到安慰，并且知道真理和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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