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尚一生都没有介入过任何团体。按他自己的说法是“对任何流派和组织都失去了兴趣”。１９１６年在欧洲出现的达达运动十分接近他的行为主张，而且也一直把他视为精神领袖，杜尚也没有介入他们的活动。杜尚这个做法是为了保持自己的纯粹的自由，自由对杜尚来说重于一切！但这不是给自己放纵行为护短的借口，而是心灵的完全自由。获得这种自由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反而是一件难度极高的事：这需要一个人能在任何情况下无懈可击地把握自己，不受诱惑，让心超越在一切名声、金钱、地位的吸引力上，只有极少极少的人可以做到这种超越。而杜尚做到了。１９１５年杜尚为了躲避第一次世界大战，来到美国，那时他２８岁。在他到美国之前，他已经是个名人了，美国把他视为欧洲重要的现代艺术家。１９１５年到１９２３年这段时间，杜尚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纽约。杜尚很喜欢美国，对这个从不肯守规矩、活得如行云流水般自如舒展的人来说，美国是一个没有传统重负，让人轻装上路的地方。“在欧洲，”杜尚说，“年轻人总像是老一代的孙子，雨果、莎士比亚，或者其他人，甚至立体主义也喜欢他们是普桑的孙子。欧洲人真要动手做一点事，传统对他们来说几乎是不可摧毁的。在美国就不同了，这里谁都不是莎士比亚的孙子，这里的人互不干涉，你爱干啥就干啥。”杜尚最具革命性的作品几乎都是在美国完成的。

　　杜尚在１９２３年回到巴黎，在法国一直待到１９４２年。在这些年中，他不再创作，偶尔应朋友之邀帮助超现实主义者组织画展，替美国的收藏家选购一些当代艺术作品。他基本上只沉湎于下棋，甚至接受了职业的训练，参加职业的比赛，动手写棋书。他给外界的印象是，杜尚完全不搞艺术了。

　　１９４２年，当战争的阴影再次笼罩了欧洲时，杜尚又回到美国，此后，他基本上一直在美国，在１９５４年入了美国国籍。从１９４２年到１９５８年这段时间里，美国艺术界正热中于创造自己的新风格——抽象表现主义，这和杜尚提倡的变非艺术为艺术的路子大相径庭，他们没有去注意杜尚。杜尚安安静静、舒舒服服地住在自己的公寓里，决不抛头露面，他的住处甚至不装电话。闲暇的时候，他和朋友下下棋，并且在画室里秘密地做他的最后一件作品，那件作品他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整整做了２０年，直到他临终前才把它公布于众。

　　杜尚喜欢单身的生活，因为这最能保持他生活的自由。他在６７岁的时候与一位离婚的女子结了婚。他解释说，因为他和他的新婚夫人都到了“垂垂老矣”的年龄，不会有能力再有孩子，他才放心地结婚。这次婚姻一直维持到他８１岁谢世，很是美满。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日，杜尚夫妇邀请了一些朋友在他们巴黎郊区的一个简单清爽的公寓里共进晚餐。和杜尚所有的日子一样，这是一个轻松、融洽的夜晚，杜尚妙语连珠，朋友们流连忘返。在客人离去不久，杜尚上床之前，他的心脏平静地停止了跳动。他的朋友这么描述说：“第二天早上我发现他躺在自己的床上，美丽、高贵、安详。只不过比他活着的时候略为苍白一点点。一抹微笑留在他的嘴唇上。”

　　杜尚的艺术——一面人生的镜子

　　毕加索的贡献是给艺术提供了新语言，而杜尚的贡献却是给人的思想提供了一个新境界——无染无着的自由；毕加索的艺术把我们领进的是一个视觉美的天地，而杜尚的艺术把我们领进的却是一个生命美的天地。和毕加索不同的是，杜尚最好的作品似乎不是他的画作或雕塑，而是他的人生、他的思想、他的情怀、他的风度。在西方画家中，没有哪一个画家像他画得那样少，最后以至于干脆不画；也没有哪一个画家像他那样，凡有作品问世都成为划时代之作。

　　在杜尚开拓的领域里，人们感受到了自由，艺术进入了更大的范围。人们这才意识到杜尚的了不起。各种名誉向杜尚飞来：杰出公民、荣誉博士、优秀艺术家……他被邀请开个人展览、开讲座，还有无数的采访……杜尚虽不刻意求这些事，但却也不做出姿态刻意躲这些事。他是一个圆融无碍的人，来什么他就接受什么，从来都不会给人难堪。外界的因素一丝一毫都不能改变他。无名的时候，他散散淡淡，安安静静；所谓享有盛名的时候，他还是如此。他的所作所为，不为建功立业，倒更像一个过客，像一个旅人，只是偶尔路过艺术这块地界，这块地界内现成的规矩对他毫无关系，他只是玩儿似的照着自己的意思做了几件作品，做完就走开了。

　　杜尚避免了一切对生命可能构成束缚的东西，其中包括对我们平常人来说必不可少的东西：职业、地位、财富和家庭。他在晚年总结说：“我有幸在很早的时候就意识到人生不必拥有太多的东西，妻子、孩子、房子、汽车，这些东西全都让人操心不已，人生沉重不堪。我一生总是轻装，不带任何负担，连计划打算亦是没有，那些也是负担。我只是随心任情地活着，所以我活得实在是很幸福。”杜尚一生没有固定职业，他从没有牺牲过自己以把自己的自由出卖给某一种社会职业，成为一种职业动物——这是最令他不能忍受的人生。

　　杜尚的内心不仅是平静的，而且是极其自信的，他从来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观点作任何辩护。别人不理会也好，别人吹捧也好，那都是别人的事，他只如其所愿地做自己想做的事。

　　杜尚的好处是无形的，是难以定义、难以琢磨的。杜尚的超凡入圣并不体现在通常可资记录的轰轰烈烈的大事件中，而是渗透在他平常无事的生活中，他的一颦一笑、一言一行中，体现在许多最微妙的方面。认识他的人说，他做事得体是难以描摹的，他有一种完全自然的魅力，而他从来也不想擅自利用这种魅力，这种魅力如其自然地存在着。他的遗孀说，杜尚只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人。这是他一贯的行为方式。可是他最为单纯的行为方式在世人眼中确有着不可解释的神秘性。他的单纯有一种奇特的性质，是别人简单意义上的单纯所达不到的。和杜尚交谈过的人都感到，杜尚谈话时没有废话，哪怕是极简单的交谈他都能把话说得非常精练而且富有人情味。

杜尚从来不张扬自己，显示自己或者自己思想的重要性。相反，他常常尽可能地淡化自己的行为和想法。他说：“我的影响被过分夸大了。无论我做过什么，这得归功于我的笛卡儿似的思想。我拒绝接受任何现成的东西……我怀疑一切……我就不得不去做以前从来没有存在的东西……现在它们成了年轻人出发的起点，他们从这里发展他们的新东西，我当然为此感到高兴，但这对我个人来说已经是毫无关系了。”这个优雅的法国人，从来举重若轻，把他金子般贵重的思想，带着玩笑的神气随便地抛出来。这真是少见：没有一个艺术家不希 

望自己的作品不被看重，自己的行为被理解成意义深远——借此，艺术家可以立身扬名，被推崇，被注意。而杜尚却尽量收敛自己，不想让自己的影响膨胀出来。结果却是：没有任何一个艺术家能够像他那样，给历史造成如此广阔而深远的影响。从简单的方面说，我们可以把他这种态度理解成躲避名声。但从更主要的方面看，杜尚为的是要逃避意义——这是杜尚最了不起，最超凡脱俗的性格之一。这个罕见的天才对生活、对艺术、对人类行为的方方面面最可贵的理解就是否定意义，他如何可以自己再去制造意义，让人受缚。他用无来代替有——这对西方人来说绝无仅有的角度。杜尚这个纯粹的西方人，凭了自己的悟性，独自走出了西方人看待世界的价值樊笼，简直是个奇迹。

　　在杜尚身上有一种终生的卓尔不群的气质，这种卓尔不群来自他静如止水、洁如明鉴的内心状态。他的心从来没有离开过他那种与生俱来的定与慧，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偏离这个轨道。这种状态使他在年轻的时候就能够独具慧眼抵制巴黎艺术界那种貌似的接触和优秀；使他终其一生都在抵制一切人类自身的褊狭而造成的规矩和定义。他从不执著于任何事情，他与任何事情都保持着一点微妙的距离。这样的一个人真正做到了变生活为艺术。

　　杜尚对西方艺术家来说是一座取之不竭的宝山，仰之弥高，他的创作笔记是这个世纪最难懂的“天书”，照样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作为一个艺术家，杜尚并没有创造新的美的艺术风格，但他却能轻轻巧巧地把美结识在最平常最微妙的地方：在他呼吸的清氛中，在他机智的表情中，在他优雅的动作中，在活着——这样一个人人都拥有的事实中。杜尚等于是用他自己的生活、生命本身提醒了我们这样一个重要事实：艺术被限制在一幅画或一个雕塑中是一种狭隘。他把艺术放大为做人，放大为人生。从他开始，艺术不再只是让我们能够画出一张美丽的画的技巧了，艺术可以成为让我们活得潇洒，活得不苟从，活得充满创意的生存状态。只有懂得了杜尚，我们才会认识什么是自在自为的生命的真意义。从杜尚给我们打开的门出去，我们得到的不是视觉美而是生存的奥秘。他就是一座山，顺着他上去，可以使我们拔地而起，离开自我中心的樊笼、自以为是的虚妄，看见宇宙的和谐、永恒和自在无为。他是一条路，顺着他走过去，可以使我们明心见性，尝到真人生的甘美。（王瑞芸）

20、泰戈尔——生命的伟大歌者 

诗人是“人类的儿童”，因为他们都是天真的，善良的。泰戈尔更是一个“孩子的天使”。他的诗正如天真烂漫的天使的脸，看着他，就能知道一切事物的意义，就能感到和平，感到安慰，并且知道真理和爱。

　　泰戈尔，他是信仰生命的，他是尊崇青年的，他是歌颂青春与清晨的，他永远指点着前途的光明。悲悯是当初释迦牟尼得成正果的契机，悲悯也是泰戈尔不辞艰苦的缘由。

　　他的人格我们只能到历史上去搜寻比拟。他博大的温柔的灵魂永远是人类记忆里的一次灵绩；他无边的想像和辽阔的同情使我们想起惠特曼；他博爱的福音与宣传的热心使我们记起托尔斯泰；他坚韧的意志与艺术的天才使我们忆起雕刻摩西像的米开朗基罗；他的诙谐与智慧使我们想像当年的苏格拉底与老聃；他人格的和谐与优美使我们想念暮年的歌德；他慈祥的纯爱的抚摩，他为人道不厌的努力，他磅礴的大声，有时竟使我们唤起救世主的形象；他的光彩，他的音乐，他的雄伟，使我们想起奥林匹亚山顶的大神……他是不可侵犯的，不可逾越的，他是自然界的一个神秘的现象。他是三月和暖的南风，惊醒树枝上的新芽，增添处女颊上的红晕。他是普照的阳光。他是一条浩瀚的大河，来自不可追寻的渊源，在大地的怀抱中终古不息地流着。他凭借这慈恩的天赋，灌溉我们的稻田，舒解我们的饥渴，濯清我们的污垢。他如喜马拉雅积雪的山峰一般的崇高，一般的纯洁，一般的壮丽，一般的骄傲，只有无限的青天枕藉他银白的头颅。

　　圣雄甘地称泰戈尔为“伟大的哨兵”，这个称号是非常合适的。他正像一个哨兵那样，在道德凋敝的年代，守护着仁爱、欢乐、自由与和谐的伟大理想。

　　你的极端信仰——你的“宇宙和个人的灵魂中间有一大调和”的信仰；你的存蓄“天然的美感”，发挥“天然的美感”的诗词；都渗入我的脑海中，和我原来的“不能言说”的思想，一缕缕的合成琴弦，奏出缥缈神奇无调无声的音乐。

　　——冰 心

　　他六十年的生涯只是不断地奋斗与冲锋，他现在还只是冲锋与奋斗。但是他们说他是守旧，太迟，太老。他顽固奋斗的对象只是暴烈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武力主义、杀灭性灵的物质主义；他主张的只是创造的生活，心灵的自由，国际的和平，教育的改造，普爱的实现。

　　——徐志摩

　　泰戈尔是印度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Ｐ•Ｇ•尼赫鲁

　　１８６１年５月７日，罗宾德罗那特•泰戈尔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他是戴本德拉纳特最小的孩子。他父亲在许多方面都是出类拔萃的。泰戈尔自己说：“我难得见到父亲，他经常外出，但是他的存在依然影响着整个家庭，他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人之一……”

　　泰戈尔诞生在东方和西方精神文明交融的气氛中，并在那间喧闹的、永远挤满不断地唱歌，写诗，讨论神学、哲学和文学问题的人们的乔拉圣科的小屋里度过了他的童年。泰戈尔的教育开始得很早，他曾被送进各类学校。由于他在这些学校中毫无长进，１７岁时他被送往伦敦。在那里他显示出了作为一个作家的才华。１８８２年，泰戈尔出版了一本名为《夜之歌》的诗集，并获得了热烈的赞扬。他曾被贝金齐德拉赞为“文艺太空中初升的太阳”。对泰戈尔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哥哥乔蒂林德特，他的哥哥鼓励比他至少小１２岁的弟弟像他那样去思考、去感觉。“我的哥哥乔蒂林德特，”泰戈尔在《我的回忆》中写道，“毫无限制地让我用自己的方式进行自我感觉。”在哥哥乔蒂林德特的影响下，泰戈尔克服了自卑感和羞怯心理。

　　１８９０年，泰戈尔２９岁，他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了。作为一个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和随笔作家，他已经颇具声望了。那一年他创作了大量的散文和诗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成为著名月刊《萨德哈纳》的编辑。他在这段时间里密切接触了孟加拉人民，对这些村民了解之深刻，要不是他亲身与他们生活在一起是永远达不到的。正如欧内斯特•里斯所指出的，“他接触了人民的真正生活，又完全从生活出发，写了许多表现人民日常生活的故事和寓言。”

　　１９０２年泰戈尔的妻子和二女儿丽努卡相继去世，这些以及继之而来的悲哀——他都以比一般人更顽强的毅力忍受了——并没能摧垮他的精神，甚至也没能抑制他源源不断的创作活动。这位和谐与欢乐的诗人似乎与死神和解了，他认为死正是生命之韵律的一部分。

　　１９０５年，他的父亲戴本德拉纳特逝世了。这一年，孟加拉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都经历了巨大的动乱，因为这一年发生了自治运动。这场运动是反对英国政府违背民族愿望分治孟加拉以削弱她的力量的企图；它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一场经济运动，它要振兴民族工业，以抵制英国和其他外国的产品。泰戈尔很快就成了自治运动的先锋战士。他在会上讲演，组织游行，还谱写了大量令人难以忘怀的歌曲，这些歌曲传遍了整个孟加拉。但是，他与那些政治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最后不得不退隐到圣地尼克坦潜心于他的文学和教育研究。自治运动使他学得了一条简单而伟大的真理，即自治不是靠乞讨得来的恩惠，它是人民应得的权利。

１９０９年和１９１０年，泰戈尔创作了《暗室之王》和孟加拉文的《吉檀迦利》。关于这一期间的作品——特别是《吉檀迦利》，安德鲁兹说：“它标志了泰戈尔一生中伟大的转折。那时，诗人民族的渴望已经融汇在宇宙之中了。他曾试图——用他自己的话说——‘尽善尽美地表现生活的丰富’。”之后泰戈尔又去了欧洲，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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