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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７年８月１３日，距印度建国仅剩一天半时间，圣雄甘地赶到加尔各答。此时的他应该留在新德里享受国父的荣耀，但是加尔各答的局势已经使他不能够再耽搁一分钟。当地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流血冲突愈演愈烈，为这个国家的前途蒙上了阴影。甘地确实满心悲哀，他来到加尔各答，后来又来到德里，想要以爱的精神平息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教派骚乱和流血冲突。除了爱，他没有别的武器。他到处走访、祈祷、演说，忍受不理解的人们的辱骂和骚乱，他最后的办法是绝食，“汝行乎，吾死”。他的精神终于感染和震撼了人们，人们的注意力渐渐从“街道上的暴行转移到这张小床上来了”（尼赫鲁语），加尔各答出现了和平和亲善的景象。这样，在同样是印穆聚居的印度北部的旁遮普省，５万人军队没有做到的事情（制止宗教骚乱），却在这座２５０万人口的，历史上最倔强最血腥的，现在又即将如火山爆发的加尔各答城里，由一个手无寸铁的老人做到了。这就是著名的“加尔各答奇迹”。
甘地一生有１６次绝食，其中有２次是绝食三周，只喝一点苏打水。他多次在绝食中濒于死亡的边缘，最后一次绝食是在他７９岁的时候，在他死前半个月，共绝食１２１小时３０分钟。甘地如此谈到自己吃苦的意义：“我们只受打，不还拳，我们用自己的痛苦使他们觉察到自己的不义，这样我们免不了要吃苦，一切斗争都是要吃苦的！自己受苦意味着对人的信任和希望，意味着对人性中某种善端的尊重。这也是一条自我忏悔，自我纯洁之路。最后，如果你是正确的，你就会在经受重重痛苦之后取得胜利，如果你错了，那么受打击的只是你个人而已。”
甘地接着又把这种和平带到了首都德里，办法仍然是自己吃苦，自己默默地忍受牺牲，后来，他又准备徒步穿过旁遮普省的大地，前往从同一母体诞生的另一国家——巴基斯坦，一路宣讲和平的福音。
１９４８年１月３０日下午５时，人群突然一阵骚动，然后自动向两旁分开，形成了一条通道。甘地从通道尽头，慢慢地走过来。当甘地走到离戈德赛只有三步远的时候，戈德赛向前走了两步，按照印度传统的方式，把手放在胸前，向甘地鞠躬。在人们都以为他是个虔诚信徒而没注意时，戈德赛突然向半米远的甘地连开了三枪。甘地手捂胸口，挣扎了一下，然后慢慢倒下。
甘 地 的 爱
如果我们所说的、所思考的一切，没有一种行动与之相关照和相匹配，怎么对自己的工作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是否永远相脱节？这个问题有点尖锐，但无可回避。因为事实上，很可能除了我们自己，没有人正在一旁等着把我们的理念拿去付诸实践。在这个无力的背景之下，甘地的伟大举止正是我们一笔宝贵的不可忽视的财富。
甘地带给我的第一个启示是：人是可以改变的，不是只能像目前这样寸步难行（这正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困惑。我们许多人对改变自己再无信心）。甘地首先改变了他自己。他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一个不断实验的过程，从饮食、穿着、交通方式最微小的事情开始，到精神、意志、行为方面的修炼，他每天都在试图进一步完善自己。
他的方法也不复杂，而是每一个普通人能够做到的。比如尽可能地自己动手，他年轻时在英国就开始自己熨衣服、替自己理发，晚年还亲手下厨做他的不断调试的汤。他说：“作为人类，我们的伟大之处与其说是在于我们能够改造世界——那是‘原子时代’的神话——还不如说是在于我们能够改造自我。”
当然，这对他本人也是一个逐步完成的过程。一次，有位妇女来求他说服自己的孩子不要吃对身体有害的糖果，甘地只是轻轻对来人说：“请下周再来。”这位满心疑惑的母亲一周后带着她的孩子如约而至。甘地对这个孩子说“不要吃糖果了”，并和孩子嬉戏了一阵拥抱告别。临走时孩子的母亲忍不住问：“为什么上周您不说呢？”甘地回答：“上周我也在吃糖。”他坚持身体力行，最大限度地感染和带动了周围的人，令他们也同样赶快行动起来，寻求生活的意义和真谛，放弃那些有损于身心健康和灵魂尊严的东西。通过改变自己和改变他人，甘地成功地改变了他的祖国的地位，改变了贫苦的底层人民的境遇。
比这更令人称奇的，是他居然改变了他的敌人。他赢得了许多英国人的支持，他们反过来也开始接受他的理念，包括决策的上层阶级和因遭到印度抵制而工厂关闭的失业工人。那些被派往印度工作的英高级官员在临行前不断被告知：小心这个人的魅力。
当然，最困难的正是这种身体力行。但如果我们自己永远也不去做，那么还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呢？
小个子的甘地之所以拥有这样大的力量，在于他不以仇恨的态度来对待周围的世界，他用以解决对抗的办法不是另一种对抗。他运用的是一条完全不同于强权者的思路。他称之为“非暴力”。这个伟大的观念的基础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整体。让他人受苦就是折磨自己；削弱他人的力量就是削弱自己的力量，削弱全民族的力量。”
在整体的意义上，自己的敌人和自己其实也同为一体。于生命根处的痛楚和联系可以使人放弃互相憎恨，放弃由于互相敌视而产生的互相恐惧。恐惧导致我们失去行为的力量，并且在失去真正的力量之后，失去自我控制（如运用暴力的方式。）
只有消除恐惧、建立完全的自信才能走向互相信任和深切的爱。“非暴力就是以爱报恨的能力，是面对最强烈的反对表现出的耐心和理解。”“只有当你觉得他人的幸福胜过自己的幸福，甚至他人的生命重于自己的生命时，你才能说你心中有爱。除此之外一切只是交换、取舍。将这种爱延伸到恨自己的人身上是非暴力的极限。它拓宽了自我意识的界限。”“我们可以用手殴打别人，也可以为他们擦去眼泪。”
与人们印象中的理解不一样的是，“非暴力”并不仅仅是一种被动和消极的态度。它是一种需要巨大勇气的积极力量。消除隔阂、将爱的力量加以推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让恨者有爱最为困难。”但比这更困难的是，这首先意味着战胜自己，战胜自己身上的种种偏见和嫉恨。“我的非暴力是非常积极的力量。它不容纳怯懦甚至优柔寡断。暴力的人有希望变成非暴力。懦夫却不然。”懦夫是一种远离自身的人，他患得患失，不能面对自身和找出自己的力量。他对自身和自身存在的“漏洞”采取一种回避的态度，他被他自己所打败。
当甘地最亲密的战友之一、历史学家克里帕拉尼第一次听到甘地表述要用“非暴力”的方式来解放印度时，他也大吃一惊。于是他走上前，直截了当地对甘地说：“甘地先生，您可能了解《圣经》和《薄伽梵歌》，但您根本不懂得历史。从没有哪个民族能和平地得到解放。”
甘地笑了。“您不懂得历史，”他温和地纠正道，“关于历史，您首先得明白，过去没有发生过的事并不意味着将来也不会发生。”
甘地继续表述道：“这是一个充满神奇的时代。人们不能因为某一事物或观点新奇就认为它毫无价值。仅因为困难就说不可能，是与时代精神不符的。以前从未想过的事物如今日日可见；不可能正在变成可能。我们不断地为在暴力方面的发现感到震惊。但我坚信，更多从未想过和看似不可能的发现将出现在非暴力方面。”
从甘地所取得的成果——１９４７年印度赶走了殖民者——来评价他的这番话，仍然有从结果来论是非之嫌。但尽可能地活在你所认定的真理之中，将一种人性的尺度带到自己的生活中来，至少对自己目前的生活有意义，对挽回自己存在的尊严和价值有意义，哪怕结果遥遥无期。
5、爱因斯坦——神圣的信仰
爱因斯坦是一个曾经生活过、爱过、思考过、获得过思想的乐趣的人。他一生求索，寻找他亲爱的难以捉摸的上帝的脉搏。他的贡献已部分地融入到我们生存的物质基底和文化背景；而作为怀有“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崇高信仰的爱因斯坦，他将为每一个人，提供永远的精神力量。
在纷纷扰扰的尘世中，爱因斯坦太需要“孤独”了。他绝不会陶醉在鲜花和掌声中。《爱因斯坦传》的作者赖泽对此深有感触：“他的声望并没有使他的本质的人性发生一点变化。他一直逃避这种声誉所能带来的一切的荣华和危险。这种声誉，从前他感到厌恶，现在依然如此。”
另一位爱因斯坦的传记作者Ｊ•伯恩斯坦也说：“每一个人，只要他同爱因斯坦有过真正的交往，那么在告辞而去时，都会为这个人的高尚品质所感动……在他为科学事业奋斗的一生中，丝毫没有那种常有的残酷竞争的意识，从不争夺科学上的发明权。而这种意识和争夺却常常控制着科学家们，有时甚至毁掉他们的一生。”是的，即使像伽利略、牛顿这些划时代的大科学家，也无法摆脱名利的诱惑。
相比之下，在个人品质上，爱因斯坦确是自然科学家中当之无愧的最光辉、最杰出的代表，他终生弃绝名利，以高尚的人格和可贵的治学精神献身科学。
早在少年时，爱因斯坦就已经深切地意识到大多数人终生无休止地追逐的那些希望和努力都是毫无价值的。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这些世人费尽心机追求的庸俗目标，在他看来是可鄙的。他追求的是真、善、美的人生境界，认为一个人对社会的价值首先取决于他的感情、思想和行动对增进人类利益有多大作用。在《我的世界观》一文中，他进一步表达了自己的处世思想：“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的东西。我强烈地向往着俭朴的生活，并且时常为发觉自己占用了同胞的过多的劳动而难以忍受。”
这就是爱因斯坦，他的信仰，他的箴言，他的人格力量，单纯得像透明的水晶，在无限的时空里永远放射出眩目的光芒！
爱因斯坦的深刻本质藏在他的质朴个性之中；而他科学的本质藏在他的艺术性之中——他对美的非凡感觉。
——巴内什•霍夫曼
他的声望并没有使他的本质的人性发生一点变化。他一直逃避这种声誉所能带来的一切的荣华和危险。这种声誉，从前他感到厌恶，现在依然如此。
——《爱因斯坦传》的作者赖泽
每一个人，只要他同爱因斯坦有过真正的交往，那么在告辞而去时，都会为这个人的高尚品质所感动……在他为科学事业奋斗的一生中，丝毫没有那种常有的残酷竞争的意识，从不争夺科学上的发明权。而这种意识和争夺却常常控制着科学家们，有时甚至毁掉他们的一生。
——爱因斯坦的传记作者伯恩斯坦
他最出名的当然是他的相对论，那给他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但伴随名声而来的是一种爱因斯坦感到难以理解的盲目崇拜。令他惊讶的是，他成为一种活生生的神话，一个真实的民族英雄。他被人看作一个奇迹，并得到皇室人员、政治家和其他名人的招待，公众和新闻界把他当做一个电影明星而不是科学家。
——巴内什•霍夫曼
对于一个毕生努力追求一点真理的人来说，如果他看到有别人真正理解并欣赏自己的工作，那就是最美好的回报了。
——爱因斯坦写给一个美国学生的信
１８７９年３月１４日，在德国乌尔姆小城。这一天，我们居住的地球上，有多少生命带着茫然的神情降生？但历史注定要把这一天变得无比神圣。倘若茫茫宇宙中果真有无数存在智慧的星球，并在某一天和地球上的人类沟通了文明的信息，他们也会为这一天脱帽致敬。
这一天的荣耀，就来自于一个名叫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婴孩的第一声啼哭。遗憾的是，人类在经历伟大瞬间时，又总生不出伟大的感觉。平凡、普通，没有喧哗也无激动，爱因斯坦的降生日，最初只不过给他的父母带来常人的欢乐。
爱因斯坦的童年、少年时代，恰逢慕尼黑大发展时期，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开拓进取的人格意志，通过各种渠道，浸润着小爱因斯坦的心田。小爱因斯坦似乎天生醉心于大自然，他常常瞪着两只好奇的眼睛，紧闭双唇，默默地跟着父母，默默地注视着眼前的自然景色。自然界的美与神秘，一次次冲撞着爱因斯坦的心扉。大自然的静谧养成爱因斯坦独自沉思的生活、研究方式，也给了他无穷的灵感、启迪，给了他排除人世纷繁烦恼的慰藉。
１９４６年，业已６７岁的爱因斯坦在《自述》中依然毫无顾忌地说：
“当我还是一个相当早熟的少年的时候，我就已经深切地意识到，大多数人终生无休止地追逐的那些希望和努力是毫无价值的。而且，我不久就发现了这种追逐的残酷，这在当年较之今天是更加精心地用伪善和漂亮的字句掩饰着的。每个人只是因为有个胃，就注定要参与这种追逐。而且，由于参与这种追逐，他的胃是有可能得到满足的；但是，一个有思想、有感情的人却不能由此而得到满足。”
这当然不是浅薄的自我标榜，甚至不是对芸芸众生的精神开导，他只会永远按着自己的个性以及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去评判一切。所以，他并非因想鹤立鸡群而显得孤独，而是他从来就无法理解，更无法去效法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就像一群人在黑暗中摸索出路时，所有的人朝一个方向前进，而爱因斯坦独自一人走向另一个方向，他坚信自己选择的正确性。信念的坚定使得爱因斯坦从不惧怕孤独的痛苦，他只想以自己的成功告诉人们：看，这才是正确的出路。
１９５０年１２月初，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收到拉特格斯大学一位１９岁的大学生亲笔写来的长信，这个学生在信中说：“先生，我的问题是‘人活在世界上到底为什么？’”他排除了诸如挣钱发财、博取功名或助人为乐之类的答案，他认为人活着“什么目的也没有”。
这位大学生恳请爱因斯坦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并说明理由。他说：“请你不要照顾情面，如果你认为我已误入歧途，烦请你把我引入正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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