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破解“中国式过马路”，不只是一道公民素质题，还是一道社会管理题。人人行动起来，人人负起责来，共同遵守和捍卫良性规则，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运作。过马路是这样，就业招聘、商业经营、为政用权等各个领域，又何尝不是这样？

3、从社会管理的角度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并延伸到其他领域，可见作者视界之开阔，思维之深邃。

外国人的“红灯意识”

在欧洲国家、美国、澳洲的各大城市。红灯一亮，行人自然在马路两旁戳立不动，绿灯一开，鱼贯而过。同是亚洲国家，日本东京、韩国首尔的人流量 和车流量一点不亚于中国任何城市，但各 行其道，井然有序，依然没 有人闯红灯，更不会“凑够一撮人”结伴去挑衅红灯。

轻点评：一叶而知秋，见微而知著。同是过马路，却折射出中外公民的意识差距。

五、照亮别人的同时，别毁掉自己

活了38年，乡村代课老师龙腾生平第—次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看升旗。前一夜，他凌晨两点半就爬了起来。为了以示庄重，特意用水蘸湿梳子，一遍遍将头发梳得留光水滑。

2012年8月11日凌晨5点，天安门广场已经人山人海。50米外，警卫人员用一条白绳将普通观众与升旗区隔开。龙腾全程踮着脚尖，睁大双眼，生怕漏过了哪个环节。他要回去讲给他的学生们：“国旗班的士兵们是挎着枪保卫国旗的，像保卫生命一样！”他摇着一面花一元钱买来的小红旗，有些哽咽。

龙腾是崔永元公益基金2012年“爱飞翔•乡村教师培训”的110位湖南乡村教师之一。发起“爱飞翔”公益活动，源自一些令人心酸 的故事。

一个孩子问老师 ：“坐飞机时，人坐哪里？”老师竟回答：“可能坐在飞机翅膀里吧。”崔永元因为率队重走“我的长征”，途中目睹了乡村孩子的生存环 境，由此萌生了把乡村老师带到城市开阔眼界的想法。

8月10日，“爱飞翔”第六期开班仪式在北京四中大礼堂进行。龙腾作为教师代表，拿着话筒做了三分钟发言，没有停顿。“我是一名代课老师，我不会自卑，我喜欢这份事业……不管今后的道路怎 么样，我依然会一手握着锄头，一手拿着粉笔。”发言完毕，龙腾流出自己憋了15年眼泪，台上台下哭成一片。

“人们把老师比喻成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我完全不赞同……照亮别人的同时为什么要毁掉自己，就不能不毁掉自己吗？”乡村教师培训“名师讲堂”嘉宾易中天说，“他们是中国教育的脚板，是穿着草鞋长满老茧的脚板，没有这个脚板中国教育早就趴下了。”

【素材运用】　

几年前，某报社记者为西部被辞退的多名乡村代课教师做专题报道，虽然报道最终于事无补，但记者的那句话。至今让人心酸不已：“面对他们，我无地自容。”是的，乡村教师，配得上任何一份尊重。

【话题拓展】　乡村教师、教育现状、给我一片天

六、3 .9万米，世界最高一跳

从3.9万米高空往下看，眼前那个迷人的、发出蓝色荧光的球体已经让人感觉不到高空恐惧惧。10月14日，身穿特制宇航服的菲利克斯•鲍姆加特纳从接近3.9万米的太空边缘一跃而下，9 分3秒后安全抵达地面，其中自由坠落时间为4分19秒，最大速度达到每小时1137公里，突破音速。

“我一直渴望在空中飞翔。”鲍姆加特纳在接受采访时说。在16岁 那年，他就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一次跳伞。为了磨炼自己，他加入了奥地利国防军。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是一名汽车机械师，但他从未放弃飞翔的梦想。

1999年，他创下了一项低空跳伞的纪录，他从巴西里约 热内卢的基督像顶端一跃而下，高度仅为29米。随后，他还分别在19 99年和2004年从马来西亚双子塔和台北101大楼上一跃而下。自从16岁开始接触跳伞以来，他已经从客运飞机、直升机、摩天大楼及其他地标性建筑上成功跳伞2500多次。

为了这次3.9万米的极限一跳，鲍姆加特纳准备了7年之久。由于鲍姆加特纳跳伞的高度在3 90 44米，这一位置超出了臭氧层的界限，为此鲍姆加特纳身着特制的加压服及头盔，同时他乘坐的是世界上最大的超级氦气球，重量达到两吨。

完成宇航服加压后，鲍姆加特纳头部向下纵身跳向地球。在距离沙漠着陆点只有最后1500米时，他打开降落伞，并最终成功着陆。

跪在地上的鲍姆加特纳，胜利地举起了拳头。地面任务控制中心内爆发出热烈欢呼，向这位勇士表示祝贺和敬意。

这位4 3岁的勇士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讲到：“当我站在世界之巅，在地上的人们显得那样的渺小。在那样的一个时刻，我已经根本不会考虑什么破纪录的问题了，当然那些所谓的科学数据也就显得更加微不足道。我所考虑的唯一一件事，就是 想要活着回来。”

【素材运用】　

在我们无法企及的数万米高空，鲍姆加特纳像一支自由的鸟儿任意翱翔。人类的伟大。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而对自己的认识，我们也许还需要更花点心思。说不定，另一个你正期待着你的发现、学科网

【话题拓展】挑战极限、一切皆有可能、发现自我

七、城市该给无助者留一扇门

94岁的李秀英不是游客，也不是被封为“上帝”的消费者，但在北京最繁华的商业中心——王府井大街上，有一扇门为她留着。

每天晚上，她拖着与身体一半高的铝合金支架出现在这里，期望能在垃圾桶里，多翻出几个被人丢弃的塑料瓶，再用每个瓶子换来一角钱。可总有身强力健的拾 荒 者比她更早发现 这些东西。

但有一扇饱含善意的门，却特意为她留着。

每天晚上商场临近关门前，李秀英都会被允许进入一家名叫 APM新东安的商场里捡垃圾。据说，珠宝店和服装店的店员会准备好空饮料瓶，一旦她出现，就把空瓶放进她的黑塑料袋里。这家商场的保安也不会阻拦她，普通捡拾垃圾的人不可以进商场，“但李奶奶例外”。

半个多世纪前，这位老人从安徽到北京做保姆，如今住在王府井附近一间6平方米的平房里，每个月领800元低保，还要照顾7 4 岁生病的女儿。

面对人们伸出的援手，李秀英说：“不用给我钱。我都 有。”其实，对于这些游荡在权力、财富门外的无助者来说，一点小小的温暖就已足够：在这座光鲜的城市里，为她留一扇门。

【素材运动】

“门”的背 后不仅仅 代表着欲望和财富、舒适与使捷，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它还是生存的机会、平等的尊严。那些为无助者打开的门，同样有可能让我们通往一个更加宽容、良善 的世界。

【话题拓展】打开一扇门、善良的通道、社会链末端

八、从钱穆那里选定人生道路

我曾对钱穆不以为然，尤其是他身上有种老派的不现实。这种不以为然也许能追溯到小学，在杨绛的散文《车过古战场》中，我第一次读到了钱穆，他看起来是个一肚子典故的固执老头，贫困，自尊心强。

与杨绛同车上北京的他，始终不愿吃一口她给的饼干。为维系困窘中 的尊严，宁愿趁人不注意时去站台上胡乱买些食物。

再听闻钱穆，就是上大学之后。我无比惊讶地发现，在港台教授的世界里，“钱穆”是一个崇高的名字，代表着某种我们并不熟悉的信念。

譬如来自香港的郭校长，每逢学校里有个大事小事，他总爱在演讲里回忆在新亚书院讲课的钱穆：当年，在一座破房子里，先生和学生都穷得没饭吃，但即便这样困窘，为了传统文化的使命，钱穆先生还是穿学士袍来授课。

钱穆是不向现实妥协的。说到现实，我们这些十八九岁的学生，看起来可比任何年长的人更现实。我也不例外，上大学是为了一个好出路。我喜欢的是中国的文史，喜欢中文的写作；但那又怎样呢，准备出国，学好英文，这才是正经路途。

很长一段时间，我犹豫于是否应该遵从自己的心意追求未来的道路：要不要出国？是不是从此走在英文的世界里？

我一度对此不抱希望，但读着钱穆的书，我还是动了心。想必他也曾饱受质疑与挫折，也是在疑惑与动摇后找到自己最终想走的路。这个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接受了新式教育，在常州读中学时，还曾与瞿秋白一起带头闹学潮的乡间少年，最后却长成了传统文化的维护者。在95岁高龄时，就因为有人质疑其享受特权，钱穆便搬出住了三十多年的素书楼，他也只说一句“人各有志，余亦惟秉素志而已”。

这份固执，让我想 起 在火车上婉拒杨绛的钱穆。合上书本，我只能深深叹一口气，相信自己绝没有这么彻底的孤高的心。

本科毕业时，尽管一位教国文的老教授建议我“试着去写点值得成为铅字的文字”，我还是选择了一条更实用更保险的道路：出了国，继续读国际新闻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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