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创造思维

玛莎是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二年级的学生。这一天，学生会交给她一项任务，在校园的醒目位置，张贴“文化节”的海报。很快，玛莎就贴得差不多了。当她回到学生会所在的办公楼前，准备张贴最后一批海报时，却发现广告栏已经贴满了。

那天，我正在楼前转悠。看到她犯愁，我不禁脱口而出：“这里有几条广告早已过时，贴上去没什么问题。”听到我的建议，她回答说：“他们会投诉的。”

玛莎比画了一会儿，走开了。不久，玛莎拿来很多东西，她先用彩色塑料布将一根根木柱包起来，用透明胶封好口，再在塑料布上面贴海报。她干得一丝不苟，不一会儿，十根左右的柱子都贴好了。

看着玛莎的“作品”，我感慨万分。玛莎既没有用“学生会”的名义，“覆盖”个别学生的“私有空间”（虽然这些“私有空间”远不如“文化节”重要），也没有随随便便去占据公共空间。她没有脱离规则求方便，而是在规则之内求创造。

不少中国来的学者都说，中国人有很多想法，美国人只有一种想法。我们的很多想法都是在规则之外，总想绕过去，另起炉灶，是规则外的“发散思维”。美国人只有一种想法，往往是聚焦规则内形成的“创造思维”。

16、发现的惊喜

这是一个留美学生带来的故事。

他的导师是个很有成就的科学家。想到自己从小被父母逼着苦读书的经历，有一天他问导师：您为什么选择了这条路？您的父亲是怎么教育您的？

导师笑说：我父亲从来也不教育我，也不逼我读书，他只是让我在假期里，到他的工厂去打工。父亲的工厂规模很大，有许多工种，但他只让我干最简单的活，就是将一个螺丝拧到一个孔里去。从早到晚拧螺丝，一个，一个，一个又一个，无限重复。我从来没有感觉到时间过得如此之慢，我就忍住不去看钟点。忍了仿佛很长时间，我忍不住看了一眼手表，哪知道才过了半个小时，我伤心得流下泪来。

导师说：你做过这样简单重复枯燥的活，你才会知道做科学研究是多么有趣、多么幸福的事情，因为它每天都在变化，每时每刻都潜藏着发现的惊喜，科学使生命变得如此有意义。

17、美国的防家装污染

说起美国家庭的装修情况，与国内是天壤之别，以至于记者打电话问一些朋友，他们家的装修是否存在空气污染等问题时，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在美国，无论是租房还是买的房，大都是已经装修好的，只要直接入住就行。当然，也有不少人喜欢到连锁建材市场买各种家居材料，自己动手改装房子。但即使这样，美国人也不会担心发生污染问题，为什么呢？记者询问了一位做了二十来年房屋装修的张先生。他说，在美国，几乎没有因为装修污染而打官司的。首先，材料本身没有污染。美国所有的建筑材料，包括油漆、胶水等产品，在出厂之前都经过严格的质量检验，没有假冒伪劣产品，而且美国的油漆都用树脂来做，不用聚乙稀和甲醇，这样，污染源就被切断了。第二，美国的装修公司很守法，从不偷工减料或换用劣质装修材料。他们普遍认为，偷工减料虽能省一点钱，却丢了信誉，砸了牌子，很不值得。最后，政府有严格的检查制度。装修公司装修新房完工后，一般需要经过政府六七个部门的检查，比如房屋的基础结构、煤气、电力、防火设施等，才能得到完工证明。这当中，只要有一点不符合规定，就得返工改正。整个过程至少需要两三个月，在这期间，即使新房子有气味，也早就散发了。

18、物以明志

曾荫权的办公桌面上有两件特别的物件：一张餐单及一本书的封面。曾荫权说，1996年，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东京一个宴会上，特别为他在餐单背后写了“港人治港，一国两制。江泽民”11个字，这张餐单他一直珍而重之地保留着，镶起来放在桌上。另外一件是Fortune出版公司1996年出了本“特别发行本”，有个资深的作者写了篇文章叫作《THE END OF HONGKONG》（《香港的末日》）。那个封面我也镶起来放在面前。曾荫权说：“对我来说，这两件事从不同的角度，对我来说都是很大的启发。”

19、吃饱不要钱

早年，农村生产队有一句顺口溜：“得罪了队长干重活，得罪了舆论笔尖戳，得罪了保管压秤砣，得罪了刮大粪的三勺合两勺……”权力无所不在，在这样的环境里，处处都得点头哈腰过日子。这就是角落里的权力。

你不要认为大堂上“明镜高悬”牌匾之下、手抚大印的县太爷才有权力。这是名正言顺的权力，是人们敬畏的权力。更不可忽视角落里的权力，即使一个不起眼的小小的“服务”窗口，很小的一点执法权，也可以成为一个聚财的黑洞。

某机关开除了一个小车司机，他一年的修车费高达5万元。某县教委一个最无油水和实权的纪检书记，他的特权是：个人所有的吃喝费，都可以在城区几家幼儿园食堂报销。这个角落里的权力就是“吃饱不要钱”。

20、中国的科技创新靠谁

据《科技时报》11月24日报道，在日前举行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秦伯益指出，“应试教育—应试科研”体系抹煞了创新。

秦伯益认为，从应试教育到应试科研，整个体系抹煞了人们的创新能力。“应试体系允许你随便想想就做吗，不可以。”他笑谑一个国家级的成果申请下来，要“脱几层皮”，只有到了一定的年纪、获得一定的学术地位时，才有可能突破这种限制。但是，这个时候人的创新能力已经无法与年轻时同日而语了。

秦伯益坦率地说：“王选说，信息科学领域里面，55岁以上没有大的科学家。我是搞新药研究的，我想一想60岁以上，全世界相关领域也没有一个大科学家了，我绝对不是例外的一个。”他由此发出感慨：“正当年富力强时，忙于应试；等到应试过了，年龄已大，成为强弩之末，力不从心。那么，中国的科技创新靠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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