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搜集作文素材300篇五

1、一诺千金

他出生在香港一个贫困家庭，很小就被家人送到戏班。经人介绍，他进了香港邵氏片场，专门跑龙套。在那样的环境里，他没有怨天尤人，依然刻苦勤奋。由于学了一身好功夫，加上为人厚道，几年以后，他开始担当主角，小有名气，每月能拿到3000元薪水。

有一天，行业内的何先生约他出去，请他出演一个新剧本的男主角：“除了应得的报酬，由此产生的10万元违约金，我们也替你支付。”何先生说完强行塞给他一张支票，匆匆离去。

他仔细一看，支票上居然写着100万，好大的一笔款子！他从小受尽苦难，尝遍艰辛，不就是盼望能有今天吗？可转念一想，如果自己毁约，手头正拍到一半的电影就要流产，公司必将遭受重大损失。于情于理，他都不忍弃之而去。

一宿难眠。次日清晨，他找到何先生，送还了支票。他说：“我也非常爱钱，但是不能因为100万就失信于人，大丈夫当一诺千金。”

何先生非常欣赏这位年轻人，他的事情也很快传开了。公司得知后非常感动，主动买下了何先生的新剧本，交给他自导自演。就这样，他凭借电影《笑拳怪招》创造了当年的票房记录，大获成功。

那年他才25岁，全香港都认识了他———成龙。

在一次电视访谈中，成龙回忆起这些往事，感慨万千，深情地说道：“坦率地讲，我现在得到了很多东西。但是，如果当初我背信弃义，从戏班逃走，没有这身过硬的武功，或者为了得到那100万一走了之，我的人生肯定要改写。我只想以亲身经历告诉现在的年轻人，金钱能买到的东西总有不值钱的时候，做人就应当诚实守信，一诺千金。”

2、又一个新职业

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环境污染变得越来越严重，世界各国无不投入巨资加大治理力度。其中，臭气污染的检测除必要的仪器外，主要还得靠人去嗅。而从事这种新职业的人就是被称为“空气小护士”的“闻臭师”。《读报参考》第12期刊登一位青海女孩的自述，讲述了她在东京当“闻臭师”的经历。现摘登如下。

我叫万红蕾，是一个时尚爱美的青海女孩。2003年8月，读化工及环保专业的我大学毕业后，决定趁年轻到经济发达的日本去闯一闯。

日本是个做事认真而又十分重视数据的国家，到这里后我发现他们几乎把任何事物都数据化和精确化了。无论坐哪趟车，新干线、电气火车或地铁，站台上都标明了每节车厢的车门位置；连卖水果糖，都要标明甜度指数。这个甜度指数是用仪器测定的。

然而，近年东京市发生过几起空气臭气超标事件，环保当局派员用空气分析仪测量得出的结论是，空气臭气指数并不超标。后来又有辆载着猪骨粉饲料的车倾覆，骨粉臭得附近居民几乎要呕吐，仪器测量的结果却还是不超标，因而未能及时采取除臭措施。这两起事件经媒体披露后，舆论大哗，纷纷指责环保当局以不精确的仪器来搪塞人。

事实上臭气污染的检测除必要的仪器外，主要还得靠人用鼻子去嗅。用鼻子鉴定臭气，主要是识别臭气对人感官的一种刺激感，这是任何高科技仪器也取代不了的。从事这一新职业的人在美国叫嗅辨员，欧洲人称之为“闻臭师”。平时哪里发生臭气污染，他们会最早发现并及时采取措施，使空气清新洁净，是名副其实的“空气卫士”。

无奈之下，东京环保当局只得招募“闻臭师”。由于日本人大多爱清洁，尽管开出的条件十分优厚，但应聘者却寥寥无几。其实从事这一职业并不需要什么特异功能，只要身体健康，鼻子没毛病，嗅觉灵敏即可。从《朝日新闻》上看到这一消息后，我马上就报了名，决定尝试一下“闻臭师”这一时尚职业。再说在美、法和比利时等国，这个职业同医生一样，是十分受人尊重的。

参加测试前，对方专门打电话告诉我，在3天内不能喝酒、抽烟，不能吃辛辣有刺激性的食物，不能使用香水、化妆品等。测试在一间很干净的屋子里进行，桌上放有5条干净无味的纸条，工作人员先把纸条拿到隔壁的屋子，将其中3条的一端浸入极淡的各种气味中，然后将5条纸条按一定距离平放，叫被测者嗅辨。几轮下来，我都顺利地过关了，从此开始了有趣的“闻臭”生涯。

2004年3月，我和另外50多名来自日本及亚洲几个国家的闻臭人员参加为期4个月的业务培训，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闻臭师”的职业资格。

"闻臭师”的工作看似简单，在地铁、车站、公厕周围闻行人身上发出的异味，嗅社区空气之中发出的异味，主要是警惕臭味超标。一旦发现，立即向环保当局报告，以责成专人限时除臭。为此，环监公司专门给我办了张坐地铁的月票。然而，刚过了一个月，我管辖的地段就因臭味超标而被投诉，自己这才意识到闻臭师其实不简单。环监公司雇的便衣巡视员也令人头痛，你根本不知道是谁在暗中监视你是否认真履职。

遭到投诉后，我很快被叫到环监公司井上松的办公室。他用严厉的目光注视了我两分钟后，拿出12个瓶子，告诉我其中只有一个瓶子是清水，其余是有臭味的液体。待找到那个无味的瓶子时，我差点要呕吐了。但一看到井上先生用手指蘸到那一个个瓶子里去尝时，我不由得愣住了。随后井上告诉我说：“万小姐，通过品尝，也能找到那个清水瓶子的。”

由于人工鉴定臭气，没有严格的标准来遵循，只能靠“闻臭师”加强职业道德修养，摸着良心说话，所以在工作中也有来自外界的干扰。有一次我给一家屠宰场作臭气鉴定，屠宰场的老板便私下打电话请我“鼻下留情”，就说闻不出臭味，报酬是10万日元，否则就叫我鼻子“开花”。我迅速将情况向环监部长官作了汇报，并在鉴定时实事求是，结果那家屠宰场的臭气严重超标，被罚了14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0万元），并停业整顿。我也因此受到表扬。

有意思的是，在工作中“闻臭师”嗅觉不够灵敏或者超常灵敏都不行。超常灵敏，对于那些别人没有闻到的臭味你闻到了，不能定性为污染；不够灵敏当然更不行了。闻臭师得代表普通人的感受。同时，科学上所说的“臭”，其实包括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臭气和香气。一般来说不管是什么气体，超过正常值的20倍就算是污染了。有些香气浓度超高后，气味比一般的臭气还难闻。

去年10月，我和几个同事逛到东京一家百货大楼的化妆品专柜。一个日本女同事想买一盒无味的护肤品，售货员就热情地把一盒日产的化妆品打开，顿时，一股浓郁的香味扑鼻而来。女同事就说这护肤品不适合她，因为自己是闻臭师，不能用味道那么浓的护肤品，否则会影响工作。售货小姐顿时没有了热情。我们刚走几步，那位小姐就小声说：“她们呀，只有上厕所时才能闻到香味！”我们就回头和她理论，直到把老板也引了出来，老板得知我们是拿证的“闻臭师”，竟很有兴趣。我直言不讳地告诉该百货大楼的老板，他的货香得很不正常，建议老板去查查货源，老板连连点头。后来果真查出有一批是仿冒品。

此外，按要求我们平时不能吃刺激性食物，一般还不能使用化妆品，不能在有气味的环境中久呆。为了保护好自己的鼻子，我的生活习惯也大大改变。

现在我的月薪达到了57万日元（合人民币4万元），比普通工程师的收入还多。我喜欢用鼻子赚大钱，当个可爱的“环保天使”！令人欣慰的是，前不久，听说国内的深圳、上海等城市也有了职业“闻臭师”，看来，我们的空气质量也正一天天与国际大都市接轨。

3、命运与星座无关

时下，天津市高校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正忙于参加人才招聘会。在求职中，许多大学生甚至把自己所属的星座一并写在简历内，把自己的命运与星座联系在一起。

据了解，迷恋按星座办事的人大多是年轻人。随着电脑的普及，互联网的发展，加上许多年轻人面临着考学、就业、晋级等多种压力，因此他们往往在不如意时从星座上寻求答案。一些网站为谋求最大点击率也推波助澜，不断燃起星座风波。

星座真的能够决定人的爱情、生活等命运吗？在研究天文现象方面颇有建树的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赵之珩解释说，所谓星座是人们从地球上观看太空时看到的星星排列的形状。为了把这些形状具体化，古人把星星的排列形容成动物或物体。在人们的肉眼里，感觉星座里的星星排列很近，事实上星座内的各个星星距离很远，相差几十光年甚至几百、几亿光年。所以，从科学角度讲，星座与人的命运丝毫没有联系。

4、公正观念

在各种肤色的经商者中，犹太人对公正贯彻得最彻底。犹太人知道，惟有公正，才有可能回头客。才有可能在遭遇困境的时候，有人愿意帮助你。也惟有公正，可以大胆地向困难挑战。

在世界商战经典案例中，美国美孚石油公司的一则案例十分有趣。有一次，犹太籍的洛克菲勒想在巴容县铺一条与竞争对手平行的油管，但对手已让县议会通过一个“除了已经铺好的油管外，不许其他油管路经巴容县”的议案。

这项决议显然有失公平。此时，对手尚未在巴容县铺设油管。洛克菲勒决心挑战这显失公平的决议，调集大量人力在一夜之间铺管完毕。

第二天，他来到巴容县议会，告诉议员，他说：“希望大家到现场参观一下，以判定美孚石油公司的油管是否已经铺好。”

议员们一听哑口无言，他们没有想到，“除了已经铺好的油管外，不许其他油管路经巴容县”的议案反而保护了美孚石油公司。洛克菲勒钻了议案文字上的漏洞，但他认为，这是公正的力量在逼迫他这样做。

马克思曾说过，犹太人的公正观念，是一种生命剂，譬如他们做生意时只看现货。用虚构的景象来诱惑他们投资是徒劳的。犹太人在生意场上的不败纪录，很大程度上归结于这一点。

5、回到新加坡

在新加坡参观学习，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小学校教室墙上的“精忠报国”四个大字。听了当地一所小学校长的一番解释之后，才知道原委。

新加坡也曾碰到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一些年轻人国家意识淡薄，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一心只想到欧美读书深造，学成之后却不愿回来报效祖国，有的甚至举家移民海外。这种情况引起了新加坡政府的高度重视。新加坡政策采纳爱国人士建议，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体，号召年轻人向中国爱国民族英雄岳飞学习，把根留在新加坡，把自己的一切无条件地奉献给祖国。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曾大声疾呼年轻人学习岳飞的“精忠报国”

精神。一些受过岳飞“精忠报国”精神熏陶的新加坡国会议员建议把岳飞的爱国和英勇故事编入教材。因此，在当地的中、小学课程中开设这方面的教育内容，使新加坡的孩子从小到大一直不间断地接受“精忠报国”教育。新加坡政府官员以身作则动员在海外工作的子女无条件地回国效力，他们的举动受到社会的普遍赞誉。

陪同我们的一位导游自豪地告诉我，他受岳飞“精忠报国”精神的影响，在加拿大获得博士学位后在当地工作半年，就义无反顾地回到了新加坡。

6、让车尊重人

我在国外旅行的时候，常常闹出这样的“笑话”：在斑马线上穿马路时，看见有拐弯的车辆过来，就习惯性地停下脚步，让车先行，不料，司机偏偏也习惯性地刹了车，要我先走，于是，双方就都停在了那里。但我“积习难改”，又习惯性地做个手势，还是要让车子先行通过，司机见状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不过，每每都是先摇下车窗，点头对我表示感谢。

不用说也知道，我那让车先行的习惯是在国内养成的。因为那些车子总是趾高气扬、神气活现、理所当然地从人身边呼啸而过。事实上，车与行人抢道的时候，有的驾车者在心态上就是傲慢的，轻视人，轻视生命。在这样的心态下，驾车者就会自我放大，连人都不怕，都不放在眼里，怎么会不开起“野蛮车”来？如果每个开车者都有尊重人、让人先行的意识，交通事故会直线下降。

我曾问国外的朋友，为何你们能做到让人先行呢？他们告诉我，那是交通法规规定的，必须是“人优先”。我一下子有点懵，难道我们这里的交通法规搞的竟是“车优先”？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七条明文规定：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时，应当停车让行。

好吧，至少从现在开始，我们无须再卑微地让车先行，而应理直气壮地让车尊重人，尊重生命。

7、渡过难关

台湾著名企业家王永庆在成功之前曾遭遇种种挫折。在他本人的著作《生根·深耕》中，王永庆这样回忆与评述他的一段往事：

当时乡下各个家庭都饲养鸡、鸭、鹅，但自从战争严重缺粮以来，各家饲养的鹅大多骨瘦如柴，苟延残喘。我就想，如果能找出饲料，养鹅的问题就可以解决。当时农村收取高丽菜以后都将菜根和粗叶弃留在田地，我就雇工收回，另外向碾米组织购买稻米的碎米死米，混合起来作为饲料，同时收购各乡农户养得半死不活的瘦鹅，集中起来进行饲养。瘦鹅看到食物就拼命吞食，一直到喉咙塞满食物为止。经过饲养以后，瘦鹅三个月就变成肥壮的鹅，重量增加两三倍，成果丰硕。这些瘦鹅经过长时期的饥饿，仍然不残废，即可见其生命力相当强韧，加以饲养以后甚至比一般的鹅还要良好。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百姓不能完全伸脚出手，隔绝于自我的期望与理想之外，这种境遇就如同瘦鹅每天惨淡地接受饥饿折磨一样。但台湾的中国人，也要像瘦鹅一样具有强韧的生命力，才能够长时期忍受折磨，度过重重难关生存下去。

这就是王永庆的“瘦鹅理论”。所以，失败从没有让王永庆消沉，反而能激发他更强韧的生命力，帮他渡过难关。

8、心中的随想

谁也不知道巴金撰写华章浩繁的巨著《随想录》，竟然会起因于偶然。

1978年4月的一天，巴金忽然收到一封从香港寄来的信件。信是老朋友潘际写的。潘际供职于《大公报》，主持副刊《大公园》。潘际约巴金为他主持的《大公园》撰稿。巴金非常高兴。因为他知道在国内尽管已有了发稿的空间，然而有些话在上海还不好写，也不好发。而香港《大公报》无疑是一块理想的发稿园地。于是他写了一篇随笔，题目就叫作《谈〈望乡〉》。

巴金之所以要为一部日本电影大发感慨，完全是针对当时国内的极左思潮。在巴金看来，《望乡》本来是一部如实再现日本战争时期妇女命运的现实主义作品，他尤对电影中的最后一个镜头大感兴趣。那些死于南洋的日本军妓们的一座座坟墓，她们的墓碑竟背向着日本本土的方向。巴金感到这个镜头很具有特殊的影射意义，无声的画面让老人陷入良久的沉思。他知道这组镜头足以说明影片的拍摄者，是以正义作为全片基调的。然而当《望乡》在中国内地上映以后，那些在“文革”中看惯了样板戏和《春苗》等电影的人们，却无法接受这样真实的电影画面。

巴金的《谈〈望乡〉》在香港《大公报》首发之后，马上就激起了一片叫好之声。于是潘际就再次约稿，而且他还希望在《大公报》上特别为巴老开辟一个随笔的专栏。巴金当时在翻译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他感到自己应该写一部同类的作品。当潘际听到巴金这一庞大的写作计划之后，当即把《大公报》上的专栏命名为《随想录》。

巴金的专栏在香港《大公报》上开辟不久，就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有朋友从北方给巴老写信或者托人捎信，要他最好不要继续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随笔了。因为有些人已经把巴金当成“不同政见者”看待了。

巴金并没有动摇自己的写作计划。他记住了好友萧乾不久前的那句题词：“巴金的伟大在于敢否定自己。”巴金在反思自己几十年走过的路以后，悟到了这一真理：“晚年了，再也不能讲假话了。从前在那些无休止的运动中，已经违心地说了许多假话，现在再也不能那样做了！”巴金泰然处之，对自己的朋友道：“别人喜欢叽叽喳喳，就让他叽叽喳喳好了，我既然要写作，就要写真话了！”他说：“五十年代我不会写《随想录》，六十年代我也写不出它们，只有被人剥夺了自由，在牛棚里住了十年之后，我才想起我自己是个‘人’！”巴金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脸色是凝重的。他激动地把自己对《随想录》的真情写在一封寄给友人的信上：“整整十一年的时间里我发不了一篇文章，不过我自己有了思想准备，只要有机会就写，绝不放过，这一次我算对自己负了责，拿起笔我便走自己的路，我想说的，不需要别人给我出主意！”

于是，巴金继续给香港的潘际投稿。在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候，巴金出于对鲁迅的热爱之情，动笔写了一篇《怀念鲁迅先生》的文章。可是，当这篇只有几千字的随笔在《随想录》专栏上发表出来的时候，巴金看了不禁暗暗一怔。此前他给《大公报》的任何文章，几乎都是全文照登，不差分毫。可是这篇小稿居然被删除了多处，有些话巴金是不同意删节的。

“我不能这样无声面对，我要抗争。”巴金决定马上就给在香港的潘际写一封信。老人一怒之下，决定再也不给《大公报》的《随想录》专栏写稿子了。在巴金的信上写有这样的话：“我不会再给你们寄稿了，我搁笔，表示对无理删改的抗议。让读者和后代批评是非吧！对于一个写作了五十几年的老作家如此不尊重，这是在给我们国家脸上抹黑，我绝不忘记这件事。我也要让我的读者们知道！”

巴金愤怒的抗议让香港《大公报》颇感吃惊。潘际作为巴金《随想录》的责任编辑和朋友，他当然不希望随便更动作者的原文，而是出于某种意想不到的压力，最后才不得不这样做。潘际决心要把老人重新拉回到《大公报》上来。他不希望因一时的不快就中止一部历史巨作的完成。

看了潘际的回信，巴金心中的火气也消了许多。决定不负对方盛邀，他再次提笔写随笔了。

不过，他写的《鹰的歌》寄出以后，居然又让老人大失所望。稿件寄到香港以后，竟然没有得到发表的机会。当然，潘际并非不想刊发此文，也不是他不赞同巴金在文章中流露出来的锋芒，而是，他把此稿编成以后，主编不敢签字。他对潘际说：“这样的文章还是暂且不要发表为好。”

主编自有主编的苦衷。他对潘际叹息说：“相信巴金先生最后会谅解我们的，但是，将来他的《随想录》一但集结出书，还是可以把他的《鹰的歌》加进集子中去的。这没有什么不好呀！”

巴金对此没有计较。他开始恢复从前的冷静与宽容。他仍然还像从前那样，以平和的心态写下自己心中的随想。

9、换一个角度寻找快乐

在崔永元所著的《不过如此》一书中，有这样一段对话：一天，鞠萍见崔永元忧心忡忡，便打趣地问道：“小崔哥，有什么不开心吗？”

崔永元不知从何说起，一声叹息。

鞠萍问：“你以前上班骑自行车吧？”

崔永元说：“骑，刮沙尘暴都骑。”

“挣的钱也没有现在多吧？”鞠萍又问。

“那当然。”崔永元回答说。

鞠萍听后笑了，一脸的阳光，对崔永元说：“好日子过着，还有什么不快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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