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哲学家、教育家阿兰说：“一个聪明人，如果他是忧郁的，总会找出足够的使自己忧郁的原因；如果他是快乐的，也会找到足够的快乐的原因。”

所以，每当我们遇到一些烦心事时，还应像鞠萍开导崔永元那样，让他换一个角度去寻快乐。

10、最大的贫困

大部分创业的人30岁之前生活在水深火热中；30～50岁生活在守业的煎熬中；50岁之后生活在心脏病的笼罩之中。总的来说，包括那些已经真正成名的大企业家，他们的生活都是很贫困的，最大的贫困就是没有时间去真正地享受生活——某企业家对想创业的年轻人的忠告。

学校最怕两种学生，一种成绩前几名，因为可能回校当校长；一种成绩后几名，因为可能回校演讲——广达电脑公司董事长林百里认为成功人士难以仅凭学习成绩而论，并调侃自己当年就是“差生”。

多尊贵的臀部啊——这是《燕赵都市报》一篇文章的标题。据统计，我国每年公车开支3000个亿，超过教育、医疗经费之和。

1、当然是1分

最近，我们学校附近的饭店和比萨饼店的生意格外兴隆，因为又到了大学生给教授评分的时候了。

美国教授在拿到终身聘书前，都是聘任制。收入来源于科研基金和工资两部分。很多大学评定教授工资时，都要看学期末学生给任课教授的评估表。学生填表时教师是不能在场的。学生填好表之后，由本人装进讲台上的一只大信封里。最后一个填好的人，负责给信封封口。然后，助教将在至少一名同学的“护送”下，把决定教授荣辱的大信封交到系办公室。

之所以这么严格，是因为评估表不是匿名的。美国大学认为，每个人必须对自己所说的话负责，而连名字都不敢透露的人，多半不会说真话，所以没署名的评估表按弃权处理。不过不用担心，个人信息是绝对保密的。

填评估表通常是在期末考试前两周，教授们纷纷选在同一天请同学吃饭，明里是“庆祝学期结束”，其实很大程度上为增进师生友谊再加一把劲儿。

有一学期，教我们的教授教学准备做得不好，课讲得也比较乱。期末评估前，他破费不小，雇人在教室里摆起了自助餐：烤牛肉、熏火腿、水果沙拉等应有尽有，我心里别提多矛盾了。俗话说“吃人嘴短，拿人手软”，大餐之后，还好意思给教授一个2分（5分满分）吗？看一眼周围的老美，倒是个个坦然大嚼，估计都已经中了教授的糖衣炮弹了。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决定做一个正直的好青年，菜饭照吃，低分照给。评估表填完后，我偷偷问几个美国同学给教授打多少分？他们异口同声：“教得这么糟糕，当然是1分”。

2、差生是这样造成的

▲如果一个国家的孩子说大人话办大人事，这个国家的大人准说孩子话办孩子事。

▲电视台如果说真话就是光临观众家的天使，如果说假话就是夜入民宅的小偷流氓强盗。

▲合格的教师和父母的标志：发现孩子的优点，告诉他什么地方行。不合格的教师和父母的标志：发现孩子的缺点，告诉他什么地方不行。

▲差生是差教师和差家长联手缔造的。

▲判断一个国家有没有前途，就看这个国家的孩子是不是真心喜欢上学。

▲如果全是老姜，将是一个何等辛辣的社会。

3、坚持

在世界摄影界，日本的荒木经惟是街头摄影的代表，他拍下了许多令人震撼的作品。

但是，他同样是一个极富争议的人物。因为在他的生活中，除了睡眠、用餐，他从来没有停止过按快门，他眼前的任何画面，都被他定格到了胶片上。

但荒木经惟却认为，每个人都是摄影家，如果你愿意拍到像我一样的作品，你也可以这样做，即使你每天拍一张，五年十年后，连你自己也会惊讶。

今年春天，我在杭州日报听讲座。会场里，我看到一个年轻人举着笨重的相机不断地拍，他蹲着、站着、歪着、斜着，用各种姿势在取景。

我觉得他好烦啊，就一个讲座，就几个洋人而已，能拍出什么来，何必去浪费那么多的胶片呢。

后来一打听，此人名叫傅拥军，浙江报界摄影高手，他的一幅“宝来车水溅行人”的照片获得了中国新闻奖。

这张照片平淡无奇，只要能按快门的人都有可能拍出来。但是，为什么只让傅拥军拍到了呢？

不要放弃自己的镜头，让它永远对着生活，其实人人都有可能成为摄影家。

我们要做的，就是坚持，就是坚持“啪啪”地按下快门。

4、伦敦人算账

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规划逐渐浮出水面，人们再一次领略到了伦敦人的算计功夫。

据规划组介绍，伦敦奥运会主体育场将容纳8万人，但奥运结束后，将被压缩到1．8万人。其实，从上世纪1970年代开始，要是算上新建场馆和相关设施的费用，很少有奥运会能够实现营利。很多比赛场馆临近比赛才刚刚建好，曲终人散之后，又一直处于闲置状态。正是看到了这些，伦敦人的想法是：不仅要规划奥运，还要规划“后奥运”。不能为了20来天的奥运会，“像悉尼和雅典那样，给自己留下一个赛后几乎毫无用处，却还要花大量资金去照顾的体育馆。”

伦敦奥运会的大部分比赛都在东部的下利亚谷举行，该地区是“废弃的工业区，英国最贫穷、公共健康记录最差的社区之一；失业率高而技能水平低……”伦敦人的算盘是奥运只是一个契机，要看怎么运用。在发达的区域举办，势必要大拆一番，而在这个最穷的地方开，顺便也能把这个老城区给改造了。

政府与民众的讨价还价，更是到了“锱铢必较”的程度。为了获得普通民众的支持，在这个最贫穷的地区，规划组要一家一家地上门解释，他们院子里的菜地能否保留，会挪到什么地方去。对于担忧奥运会增大交通流量、污染大气的群众，不是用“为国增光”之类的理由，而是跟他们一起算计：如果伦敦不搞，就可能去了巴黎，那么就会产生更长的飞行距离，因为很多航班都是经过伦敦转飞巴黎的，这样产生的污染更多，而伦敦人却什么也捞不着。

伦敦人算计来算计去，目的就是想让最多数的民众能够满意——外宾再满意，他们也没有资格在选举时投上一票。一个向下负责的制度保证了即便是在奥运会如此重大的事情上，政府也不能随心所欲，以“大义”为借口而轻言“搭台唱戏”。

5、没有什么害怕的

从前有一位农场主，在大西洋沿岸耕种一块土地。他总是不断地张贴雇用人手的广告，可还是很少有人愿意到他的农场工作。因为大西洋沿岸的风暴总是摧毁沿岸的建筑和庄稼。直到有一天，一个又矮又瘦的中年男人找到农场主应聘。

“你会是一个好帮手么？”农场主问他。“这么说吧，即使是飓风来了，我都可以睡着。”应征者得意地回答。

虽然这听上去有点狂妄，农场主心里也有点怀疑，但是农场主还是雇用了这个人，因为他太需要人手了。

新来的长工把农场打理得井井有条，每天从早忙到晚，农场主十分满意。不久后的一天晚上，狂风大作。农场主跳下床，抓起一盏提灯，急急忙忙地跑到隔壁长工睡觉的地方，使劲摇晃睡梦中的长工，大叫道：“快起来！暴风雨就要来了！在它卷走一切之前把东西都拴好！”

长工在床上不紧不慢地翻了个身，梦呓一样地说：“不，先生。我告诉过你，当暴风雨来的时候，我能睡着的。”农场主强压着火气，赶忙跑到外面，一个人为即将到来的暴风雨做准备。不过令他吃惊的是，他发现所有的干草堆都早已被盖上了焦油防水布，牛在棚里，鸡在笼中，所有房间门窗紧闭，每件东西都被拴得结结实实，没有什么能被风吹走。农场主这时才明白长工的话是什么意思。

这个长工之所以能够睡得着，是因为他已经为农场平安度过风暴做足了准备。如果你在精神、心理、身体等方面做好了准备，那么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令你害怕了。当风暴吹过你的生活的时候，你能睡得着吗？

6、以为自己聪明不行

在澳洲听说这么一件事。澳洲的警察是比较愿意为人民服务的，包括为中国人服务，可是后来，却提到中国人就冒火，就不太愿意搭理。原来，有一些中国人在那边生活时发现，如果他装作不太懂英文，去向警察打听地方，显出茫然的样子，那警察就会开车把他送到目的地去。于是很多中国人为了省钱就这么干了。但是人家警察毕竟也不至于笨到屡屡上当还毫无知觉的地步，次数多了，也感到被当成“二百五”、“傻大头”愚弄了。此后，就再也不乐意为中国人服务了。

我还听一个朋友说起欧洲的事情。在欧洲的一些国家，手机是可以免费领取的。欧洲人一般是确有需要才去领，可中国人听说此事后，就一次次地领，多的领了十几个。人家虽然“笨”，但总还是有智力的吧，发现后就出台了规定，凡中国人只能领取一只手机。这还算没有斩尽杀绝，给中国人留了点颜面。

有位网友说他见识过一个50岁的美籍华人，他说起这么一件事：在留学期间，他用批发价花9台的价钱买了10台录音机，而后逐一把9台录音机退回商店，这样他就免费拥有了一台录音机。他讲起这个故事的时候还十分自豪。

还有一位网友则贡献了另一则真实的故事：他在英国遇到过一个同胞，此人先买了一份保险，保险范围中有一台子虚乌有的电脑。然后他对警察谎称自己的手提电脑被盗，结果成功地骗到了保险金。他逢人便吹嘘：“英国人真蠢，没派人来查，就把钱赔了。”

很多中国人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一个个都自以为很聪明。可是我们真的聪明吗？

7、不要迷信名家

高士其是著名的生物学家、化学家和科普作家。他的科普作品曾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1958年他在第六期《学习》杂志上发表《把我们的国家变成‘四无’国》，为除“四害”的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助力。当时的“四害”是指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文中列举麻雀的“罪行”：“秋收时，它们成群结队地啄食谷粒，糟蹋粮食很凶。大约一只麻雀平均每天要吃二钱半谷子，一年至少消耗五斤。麻雀虽小，它的数量却很多，分布很广，所以危害很大……这些小动物对于人类的害处是极其严重的。”

后来，人们论及麻雀的害处时，大多引用高士其的“权威数据”和“科学定论”，麻雀的危害也就“铁板钉钉子”流传开来。

前些年，科学已为麻雀进行了“平反”，麻雀已变成受保护的益鸟。麻雀命运的戏剧性变化启示我们：追寻真理，不可一味迷信名家。

8、防灾意识

王悦在第12期《黄河黄土黄种人》上撰文介绍美国人的防灾意识。有一次，百人礼堂座无虚席，正在召开一个年度会议，台上总经理正在讲话。突然，墙上的喇叭里传出尖利的警报，一个熟悉的声音说：“自然灾害预警演习开始，请大家到指定疏散地点集合……”总经理立刻合上笔记本电脑，边往外走边说：“训练结束我们再接着谈。”开会的人也纷纷起身，井然有序地离开会场。

我在美国工作了4年，每年公司都有两三次这样的预警演习。每次无论同事们正在干什么，大家都会放下手头的东西，自动到预定地点集合。对他们来说，有意不遵守规定，逃避演习是不可思议的。

我住在印第安纳州，当地龙卷风比较频繁，所以多数房子都有地下室。很多朋友都和我们一样，在地下室放一个小冰箱，接通自来水，这样即使被困在里面也能坚持很久。

之前我们曾住在佛罗里达州，那里飓风很多，我们当时租的房子没有地下室，主卧室的卫生间里也没有窗户。刚开始觉得特别不方便。后来房东告诉我们，盖房子时，是特意如此设计的。如果听到飓风警报，就躲进卫生间里，里面还装了一台小型汽油发电机，即使飓风刮断电线，也有备无患。我们住的社区每周五下午4点都有飓风警报测试，各个小区设的警报器同时拉响3次，目的是测试各处的器材是否好用，防止在关键时刻出现哑巴警报。

9、一毛钱

美国石油大王约翰·洛克菲勒，是十九世纪美国三大富翁之一。他一生至少赚进了几十亿美元，但他平时花钱却十分节俭。有一次，他下班想搭公共汽车回家，缺少一毛零钱，就向他的秘书借，并说：“你一定提醒我还，免得我忘了。”秘书说：“请别介意，一毛钱算不了什么？”洛克菲勒听了正色道：“你怎能说算不了什么，把一块钱存在银行里，要整整两年才有一毛钱的利息啊！”

还有一件趣事，洛克菲勒和秘书习惯到一家熟识的餐厅用餐。餐后，给服务生一毛五分钱的小费。有一天，不知何故，他只给了五分钱。服务生不禁埋怨说：“如果我像你那么有钱的话，我绝不吝惜那一毛钱。”

洛克菲勒笑了笑说：“这就是你为何一辈子当服务生的缘故。”

10、墓地见闻

走进莫斯科的名人墓园，第一个看到的是王明的墓。墓后有一小圈青松，碑上雕着他的半身像。因为此前从没看过这位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照片，我只觉得刻在墓碑上的戴眼镜的王明，文质彬彬且年轻得不可思议，同我想象中的“先左后右”祸害革命的“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者很不一样。那么，“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又该是一副什么面孔？又该有怎样的“标准像”呢？

哑然失笑中，又看到了赫鲁晓夫的墓。赫鲁晓夫墓碑上的刻像，倒真的栩栩如生前———黑白二色相砌的大理石构架中，赫赫然一个大光头。想起当年一位教师同事因“传播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反动言论‘共产主义就是土豆烧牛肉’”而获罪遭批的种种情景，我再次哑然失笑了……有谁能说得清历史给我们开了多少玩笑呢！

卓娅的墓，是同行作家白描一进门就刻意寻找的。白描说卓娅是他少年时的梦中情人，我相信此话的虔诚，中学时代我最崇敬的也是这位女英雄。卓娅的青铜塑像分外英气：身子前倾，半袒的上衣似在被缚中，不屈而后仰的头颅，却是表情镇定、短发飞扬……今天，伴随白描的热情祭奠，除了那支红色的玫瑰，还有他脱下大衣帽子，一次次照相时润湿的双瞳。

在此间，众多作家的墓园，使我们的相机胶卷差不多一一告罄。果戈理、马雅可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我特意去寻找的是契诃夫。意外的是，这位首屈一指的短篇小说大师之墓，也是平铺在地，一圈矮矮的铁栅围着那平铺的墓。旁边是一座童话中的白房子那样的小小墓碑，非常朴素，没有雕像。

若不是带领者指认，还真不好找。

而在其对面的果戈理的墓，无论雕像还是墓冢，却都高大堂皇，十分气派。

依依走出大门时，墓地上一座浑然雪白的塑像，吸引了大家的目光——那是一只翩翩起舞的天鹅。驻足凝视，原来是俄罗斯也是世界级的芭蕾舞大师乌兰诺娃。

芭蕾舞大师乌兰诺娃的美丽人生，和这有意味的最后一“墓”，是今天寻访的美丽句号。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