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领先世界的芬兰教育

2003年，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在全球开展了一项名为国际学生测试计划的调查，全球有25万名学生参加。调查结果显示：在科学和阅读能力排名中，芬兰学生名列前茅，领先其它40个国家及地区，而且远高于平均数。

但在上世纪70年代前，芬兰还称不上是教育的典范。当时有舆论认为，芬兰要在瞬息万变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立足，就必须彻底检讨本身的教育制度。

芬兰教育从此转变，芬兰人把他们的教育成就归功于以下几点：

教师训练有素，居世界前列：薪水尽管不高，每月只有2000至4000欧元，但是教师的社会地位崇高。

教师享有极大的自主权，可自行决定使用什么教学法，也可自行制定课程，自选教科书，或者完全不用教科书。受聘后，不会受到定期视察、考评及审核。

例行考试取消。芬兰的教育家认为：考试太多，学生只会穷于应付，其实学习往往不能用考试成绩来衡量。不过，学生到了18岁还是要参加大学的入学考试，约有三分之二的学生可以升学。

学习气氛轻松。在芬兰所有中学，学生除非有课要上，否则根本不必上学，而一下课，学生就可以回家。上下课都不响铃。芬兰的学生有责任感，有尊严，因为他们是自愿上学，而不是被逼来的。

17、转运

苹果电脑的创办人乔布斯在对美国斯坦福大学毕业生的演讲中，分享了他生命中的三个真实故事。分别是：“从贵族学校自动退学”、“被自己创办的苹果电脑开除”、“被医生诊断罹患胰脏癌”。他的口头禅竟是，在碰到厄运那一刻说：“这是我最棒的……”

“自动退学”，是他最棒的决定，因为后来他转学了，投入真正有兴趣的学科。“被苹果开除”，是他最棒的遭遇，因为后来重新创业，推出《玩具总动员》。“罹患胰脏癌”，是最棒的提醒，因为后来他手术成功，更了解生命的真谛。

每一次遭逢不如意的事情，他都有最正面的想法和最积极的行动，他说影响他最深的一句话是：“常保求知若渴；常存虚怀若谷。”道理大家都懂，但我想关键字是“常”这个字，别以为厄运时转运，靠的是随机应变，其实更重要的是“例常”的准备，它让你在步入绝境时有退路、转机。

18、表演感激

我在一个电视节目里看到了邻居赵嫂。这让我感到有几分意外。

本地一位民营企业的老板资助了她5000元，专款专用，供她的孩子读大学。和赵嫂在一起的还有另外4位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居民。

赵嫂在电视里述说着自己家的窘境，并热泪盈眶地一再对那位企业家表达了她的感激之情。当然，电视里还有那位老板和他经营的一家大商场的特写镜头。电视里的那家商场人头攒动，真的是生意兴旺呀。

因为是邻居，遇到赵嫂时，我谈到在电视上看到她的事，并为她获得资助而高兴。想不到她轻描淡写地说：“我们是拿了他的钱，但其实也是在为他做广告呀。”

“为了上电视取得好的效果，老板的秘书给我们每人都写了台词，让我们预演了不下10次，还请来一个演员辅导，并教我们流泪的技术。要不是为了孩子，我……”大概意识到了什么，赵嫂没有把话说完，但我已完全明白她的意思，并猜度得出她在“表演”时内心的屈辱。

当掺杂了过多的商业元素时，捐助就会变异。而施恩者还要别人一遍又一遍地表演感激，这就难怪真正的感激会一次又一次地衰减了。

19、正确理解苦难

中国人喜欢赞美苦难，有一句话叫“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现在的成功人士都喜欢把自己的过去说得一无所有，最后忍辱负重，终获成功。中学生也喜欢讴歌母亲的任劳任怨，含辛茹苦，终将自己拉扯成人。但母亲的苦难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做子女的在改善母亲的境遇方面做了什么？除非你打算继续让母亲享受苦难，否则，这些现实的问题不容回避。

其实，苦难并不总是导致伟大。

相反，在很多时候，它毁坏了人的尊严，伤害了人的心灵，扼杀了天才的创造力。

一切没有选择的行为，在道德上都是没有价值的。不要表扬下岗工人勤俭节约，农民衣着朴素。在被动地从事一件他完全不得已的事时，我们不要一味地赞叹受难者的勤劳勇敢，那会显得我们全无心肝。

一座偌大的城市找不见厕所，市民忍耻到墙脚排泄，被归为“素质低”；一个乡村教师三十年如一日，省吃俭用，自费买砖，亲自手提肩背，将一座学校背上山，被高度赞扬，却只字不提教育部门的失职；这种文化培养出的道德，鲁迅称为“瞒和骗”。它把一切需要改良的现实问题转化成一个无私奉献的道德自律问题。

这种苦难美学不值得赞美。

20、敬佩

央视编导周兵在1月15日《新闻晨报》上撰文回忆了拍摄《东方之子》时一些铭刻在心的经历。现摘编如下：

有一年在上海采访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当时他住在华东医院，我们至少谈了一个多小时。拍摄完了，我们要离开的时候，98岁的老人说了一句话，把我惊住了，大意就是：“你们走了，不跟我聊天了。”当时，我分明从周老的眼里看到他的渴望，想跟大家交流的眼神，老人害怕孤独的感觉。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很多年过去了，还能回忆起那种隐隐的不忍，类似心痛的感觉。

还有一个难忘的人，刘雨田,我现在叫他“老爹”。“老爹”以前是乌鲁木齐铁路局的一个普通干部。突然有一年，他想探险证明自己爱国，想走长城，后来就成了一位很著名的职业探险家。但他在社会中的生活能力是非常低的，没有固定收入，好多探险资金是朋友赞助的。有一次搬家，他把几万块钱装在皮包里，非常郑重地交给搬运工，说这东西特别重要，你一定要拿好。没有任何一个朋友、亲戚押运这辆车，自己坐另外一辆车，结果走到一半那辆车上的人就把钱分了，跑了。

可我把他当作一个智者看待，我觉得他不是不想在现实生活中用很好的方式去处理他的生活，可能他是不愿意，他更愿意跟自然打交道。

印象深的还有一位人士：季羡林。我见过老人三次。第一次是和白岩松在1995年做《学者访谈录》。当时季羡林老师坐着，在白岩松掏名片的一刹那，他就站起来，弯着腰等着。白岩松掏了较长时间，季老就一直弯着腰等着，这个场景到现在都是很清晰。

后两次见他，虽然他可能已经不记得我们，但是我们每次走的时候，他依然会站在他们家门口，很有礼貌望地着我们渐渐走远。做人做到这份上真让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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