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教室，台湾同胞与我并排儿走。好一会儿后，两人不约而同看着对方说：“一起喝杯咖啡好吗?”

      一堂对话课绝非一般的师生对话，而是斗语言艺术的课，斗智慧的课，斗民族志气、民族自尊的课，构思很有特色。

      文章的“意”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能振奋人心的。教授发问的刁难，实际上是思想上的不尊重，如果作为记者的“我”唇枪舌剑—番，貌似长了自己的志气，但落入了人云亦云的窠臼，缺乏新意。由“刁难”“我”的教授大声向学生宣布“我向中国人脱帽致敬”，不是向一个学生，而是向“中国人”，不仅“致敬”，而且要“脱帽”以表示真诚，话音骤响，中国人的尊严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在众多国家的学生面前，经过一番智斗、苦斗，中国人捍卫国家尊严，大义凛然的气概征服了所有在座者，从根本上大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这是文章最为光亮的地方。

      文章表达主题采用了直言奉告的方法。表面看平平实实，先发生的事先说，后发生的事后说，最后揭示主题；稍加探究，就可知道作者构思是何等的细密，平中有巧，平中出新。

      首先，材料的组合环环紧扣，步步进逼。教授问了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分为几组，由问工作人手，进而问来自哪里，再进而问中国富强的标准，每一组又有若干小问题，特别是关于台湾问题揪住不放。这些问题怎么问，又怎么答，如不深思熟虑，精心构思，就不可能问得“刁钻古怪”，答得义正词严。而且起始的答问比较平和；发展进程中犹如“拉锯战”，几度纠缠，气氛开始紧张；触及国家尊严是问题的实质，紧张气氛加剧；最后气氛急转，由紧张而缓和而轻松。正因为问答的内容、问答之间的关系与衔接作了极其精细的设计，故而如水下泻，一气呵成。

      其次，人物的配置也作了精心安排。文章写的是一场对话的场景，有主要人物，有众多的“配角”。主要人物之一——教授，不仅写其声，而且绘其形，连“坐”的细节都精心设计了，真是栩栩如生。如果把教授写成敌视中国的，对话的深刻含意就大为削弱。教授以教学严谨闻名全校，以问题刁钻古怪在学生中流传，曾使几乎所有的学生因窘于回答而难堪，有这样的铺垫，教授的一连串发问就有了基础。教授的“问”，“我”的“答”不时引起课堂上同学的反映，人物活动主次分明，又浑然一体。如文前不细心筹划，不可能如此天衣无缝。

      第三，语言运用也费一番斟酌。对话当然要以语言取胜，所以通篇语言都比较简洁、精彩，有的显然作了推敲。如教授“穷究”“我”，意图造成“我”更大的难堪时，“我突然一下感慨万千，竟恨得牙根儿发痒，狠狠用眼戳着这个刁钻古隆的教授”，这个“戳”用得极好，把此时心中的恨十分形象地表达出来。

      钟丽思同志写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992年第12期《读者文摘》，在立意、组材、语言、表现方法等方面的构思值得借鉴。

在联邦德国海姆佗市市长

接见仪式上的答词

      尊敬的市长先生：

      尊敬的S基金会理事先生：

      女士们，先生们：

      由于景慕海姆佗的大名——我们早就从优美的德国民间故事里熟悉她了——中国作家代表团提前半小时到达贵市。

      在进入这座市政大厅之前，我们已经漫游过广场，在街心露天咖啡馆喝了饮料，并且欣赏过几乎任何商店橱窗全都陈列着的大大小小的老鼠，棕黄色，安了胡髭，既像是皮革缝制的，又像是泥巴捏成的可笑的老鼠。最重要的是，我第一个发现了那位花衣吹笛人(这使我不禁有点得意了)，于是，我赶紧挎着照相机过去同他攀谈，同他合影留念。(会场活跃，笑声)

      我和花衣吹笛人谈了一些什么呢?没有什么需要保密的，完全可以公开。(笑声)首先我招呼他：“哈罗!穿花衣服。的先生，您好哇!原来，您藏在人群中，叫我好找!”他似乎抱歉地耸了耸肩膀(笑声)，接着，我就对他自我介绍：“我是一个中国作家，在那遥远的东方，我读过你们德国作家写的关于你的书。我了解您，您是一位本领高强的魔法大师，您有一支魔笛，这会儿，它就捏在您的手中，不是吗?”可是，花衣吹笛人既不点头，也不走开，只是一个劲儿地瞅着我，眼珠子眨也不眨，仿佛在打量我说的到底是不是真话。(笑声)我不管这许多，便开始求告他：“喂，伙计!自打我来到联邦德国，就听到人们在抱怨，说是如今有不少德国青年，只顾个人轻松快活，不愿结婚成家，因此……(全场活跃，交头接耳)儿童越来越少了，人口结构也出现了老化的趋势……(热烈鼓掌，欢呼，跺脚)我很同情德国人，喂，先生，您听明白了没有?我很同情德国人，先生，请您再也不要把海姆佗的孩子带走了，行吗?”(热烈鼓掌，欢呼，跺脚)我见这位魔法大师动了心，便又趁热打铁，对他解释：“过去统治海姆佗的那帮该死的贵族老爷，早就完蛋了!他们说话不算数，又愚蠢，又小气，如今的海姆佗市长先生和他的同僚先生们，可是一些信守诺言的好人!(欢呼，鼓掌)假如他们应许了您什么，只管伸手向他们要好了!他们会给的，一定会给的，我知道，现在的德国人有的是钱……(哄堂大笑，鼓掌)因为，联邦德国是一个工业发达的国家。”不过，听了我这一番话，花衣吹笛人是怎样考虑的，我可来不及讨个回音，因为接见的时间到了，我们的司机Uwe Laue先生催我上车了，我只来得及最后大喊一声：“行行好吧，先生!”(大笑，跺脚，热烈鼓掌)便直奔这座大厅。

      上面这一席话，可以当作我们中国作家代表团对海姆佗建城一千年庆典的贺词，也是我本人和我的同事们对诸位如此热情动人的欢迎仪式的报答。(热烈鼓掌)

      只要从括号里记载的听众的强烈反映，就可知道这篇讲演稿写得多么成功。作者是公刘，当代著名诗人，1987年4月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赴联邦德国访问，在联邦德国海姆佗市市长接见仪式上讲这番话的。

      讲话的目的很明确，在表达对海姆佗市市长及德国人民赞美之情的同时，指出德国存在的一个社会问题，并深表同情。这样的主旨如果平铺直叙，直言奉告，对方不一定能接受，效果不一定好。作者作了巧妙的构思，用旁敲侧击的手法来表现主题。

      德国有一个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过去，海姆佗市曾鼠害严重，一个从外面来的花衣流浪汉声称能用魔笛除鼠。当地贵族应允待祸患除尽，就重金酬谢。花衣人吹魔笛把老鼠引入河中淹死。事成之后，贵族背信弃义，不付酬金，花衣人大怒，再吹魔笛，使这个城市的一百几十名儿童出走。作者借助故事巧妙地指出德国社会存在的人口结构老化的问题。如果作者把现成的故事复述一遍，那就味同嚼蜡了。作者以德国民间故事为依据，从总体上设计了一个寓含深意的新故事。它的形式是访问者与花衣人的对话，核心问题是向花衣人“求情”，“不要把海姆佗的孩子带走”，捎带谴责过去贵族的愚蠢、小气，赞美今日当政的市长的明智。构思这部分内容，有板有眼。先自我介绍身份，然后赞扬花衣人，再向他诉说德国社会上的一个问题，向花衣人求情，边说边叙述描写，妙趣横生。明明是编造的故事，因为考虑得周密，语言也设计得幽默，生动形象，犹如发生在眼前。

      以漫游广场，大大小小老鼠构成的商店橱窗世界，作为故事的铺垫；以大喊一声“行行好吧，先生”结束故事，强化主题，均是缜密构思的功劳。

      习作评说

照 片

      照片上三个人。三个都是女性。

      三个人的神态很不协调。左边一位刚过中年，雍容华贵；右边一位很年轻，俏丽窈窕。她们对着镜子笑着，都如天仙一般美。她们搀着中间那位矮老太太。老太太扎一块方头巾，下身穿一件很象围裙的花格月巴裙子。两腮边的肉已有些下垂，拽着半张开的嘴。她的两眼就在那一刹那被定格，仿佛永远在不停地张皇回顾。她扎煞着两只手，那样无可奈何，好像并不是在拍照，而是正遭绑架。

      背景很辉煌，基调是处处闪光的咖啡色加紫色。身后是一扇玻璃转门，透过门外的树丛，能隐约辨出阳光下的海滩。

      “两边的丽人是华侨，中间是从大陆去的姑妈姨妈或老表姐。老太婆有点眼花缭乱了……”我将照片带到班里去的时候，围观的同学纷纷这样猜测。

      “是在日本!”——这里细心的人，因为在转门上方，能看到一行夹着汉字的那一国的特殊文字。由于这一确定的事实，于是七嘴八舌演绎出一连串的故事：日本投降后这位姨妈姑妈或表姐留在中国，直到最近才经我方帮助找到亲人等等。

      但不管怎样编来诌去，大家好像存在着一种默契，有一个共同确认的前提：穷老太婆必定来自“大陆”或“内地”，两位“丽人”自然是不同于“我们”的人了。这总使我的心里以及关于这张照片的故事，在本来的沉重感上又增加了一丝苦味。

      “这是安阿姨。”我指着左边那位说。“右边是她的学生。她们既不阔也不是华侨，都是本市市民。老太婆倒是地道的日本人，且并不老，只比安阿姨大一岁。”

      安阿姨是“舞协”会员。同她的学生等去日本的一座友好城市访问演出。照片是在他们下榻的饭店前厅拍的。从住进饭店起，她们就注意到了那位老太婆。她总是默默干活，从不抬头也不休息。一连几天，她们看到的似乎只是那块花头巾。仿佛从她身旁来往的人，以及沙滩、阳光，总之外部世界的一切都与她无关。出于我们的观念，安阿姨对她产生了由衷的关心，开始用学来的简单用语同她打招呼。她分明听到了，但从不回答，只是更低的埋下头去。

      一天下午，安阿姨她们回来，正碰上她在前厅抹地板，于是走过去，要同她合影留念。她明白她们的意思后，第一个反应要逃开。她们一左一右搀住她，由同团的同志拍下了这张照片。几乎同时，她像瘫倒一样跌坐在地上，然后，竟嘤嘤哭了起来……

      夜里，安阿姨们听到门外有窸窸窣窣的声音，开门一看，她跪坐在门边。她急急膝行进屋，抱住了安阿姨的腿……

      代表团的人都悄悄聚到安阿姨的房间里。

      她来请求帮助，请代她去申明：拍照不是她的“错”，她是无辜的。不然，她就会丢了这份差使。她说，“我是‘乞儿族’的人……。”

      历史好像一下倒退了几个世纪。

      在今天的日本人中，存在着一个阶层，一个类似印度“贱民”的阶层，被称作“乞儿族”。他们不能参预任何高级社会活动。一般日本人，连同他们谈话也觉得耻辱。他们赖以谋生的职业，只能是被一般人唾弃的行当。这个阶层形成于三百多年前日本的幕府时代。当时的奴隶，即今天的乞儿族。他们曾被严禁与一般人正面相向。直到本世纪初，在遇到社会地位较高的人时，还必须立即匍匐在地。

      更为严酷的是，他们的这种地位与身份都是世袭的，永远不能摆脱或超越。在今天，他们的人数已超过三百万。

      “那一夜，我们都没睡。”安阿姨在讲完上面那段故事后说，“怎么能睡得着呢?心头那股压抑，使人总想狂喊几声。我久久站在窗前，望着那个城市、那片璀璨的灯海，望着望着，就掉了眼泪……我理不清自己的思绪，但有一点是强烈的：我想念我们的祖国，想念我们这个城市……后来，我们互相拥抱着，像孩子一样痛哭起来……

      “按照对她的许诺，我们做了我们能做的一切，但直到回国前，却再也没有见到她……她还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她要挣钱养活他们呀……”她的声音哽咽了。我们都沉默着。

      许久，安阿姨的丈夫深情地说：“她保住了那份可怜差使又会怎样呢?她抚养大了自己的孩子，反会使他们陷入更深的屈辱之中……”

      我陷入了沉思。

(李倚天)

    这篇作文语言流畅，主题寓含深意，耐人寻味。

      “意”显然经过提炼。如果文章只揭露日本乞儿族奴隶生涯的悲苦，那只能博得读者的同情。习作者在这个基础上开掘，记述了安阿姨和全团同志想念祖国的激动情景，抒写了自己的同窗伙伴不知世事对照片的猜测，使我“在本来的沉重感上又增加了一些苦味”的感受。“意”往深处发展，它揭示了这样一条真理：砸碎了奴隶枷锁站起来的中国人，享受着做人的尊严，是无比幸福的。

      要表达这样的主题，习作者从一张“照片”入笔，以小见大，设计是好的。文章开头设计了对照片中人像身份的猜测，形成悬念，然后叙述事实真相，让读者从出于意料之外中获得启迪。

      交代照片的来由，以及由照片引出的穿花格肥裙子穷老太婆的遭遇，并由此引出地位低贱的“乞儿族”人的苦难，用了直言奉告的方法，把事情叙述得清楚明白。

然而，从整篇来说，由于构思不够精细，漏洞不少。

      首先，文气不能贯通，前后两个部分缺乏必要的关联。前七个自然段着重描绘照片，议论照片，猜测照片内容，地点是教室；从第八自然段开始，讲述照片来由。是习作者讲给同学听的，还是安阿姨讲给习作者听的，未作交代。当然，安阿姨不可能自己到教室对同学讲，而是习作者的转述。既然是转述，就应交代清楚。

      其次，前半部分教室里出现的同学，到文章的后半部分均不见了。有关照片的故事是讲给谁听的呢?听的人有何反应呢?不清楚。学生习作中常常发生写人把人丢了的毛病，究其原因，往往是习作开头构思的功夫花得较多，写得较好，写到后面，思考得不够，就丢这忘那了。这篇习作如写几笔听众的反应，内容就比较完整，“意”也能表达得更为清晰。

      第三，文末突然增添人物，也缺乏必要的交代。安阿姨的丈夫在文章结尾处突然出现，并且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文中可以出现这个人，但究竟是在日本呢，还是在安阿姨的家里呢?还是另外什么地方，缺乏交代。正由于缺乏交代，就显得十分突然。

      有的地方考虑也欠精细，比如“穷老太婆必定来自‘大陆’或‘内地’”“大陆”和“内地”不能并列；大陆中有沿海，大陆中有内地。

      由此可见，文前构思须十分缜密。文章的全局、文章的局部乃至一些细节，都要在脑子里过几遍，力求想清楚，想透彻。构思功夫深，下笔就会如行云流水，而天衣无缝。

这篇习作尽管在构思上有欠缺，但还是一篇比较好的文章。

      要语一束

      文前构思是“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

      构思是对一篇文章总的筹划，总的设计，是从立意、取材、谋篇到表达的整个思维过程。

      构思要精细，先在脑子里搭文章的雏形，然后反复酝酿，从总体到局部到细部，并不断修改、补充，最后选择最佳方案。

      构思表现主题的方法，可直言奉告，可旁敲侧击，可托物言志，可多种方法综合运用。

构思常用的形式：打腹稿，列提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