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个故事，不知青年朋友听到过没有?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大公请名画家画幅油画，主题是佛罗伦萨人怎样勇敢地反抗巴比伦侵略军入侵的。请的画家确实很有名，一位是艺术大师达?芬奇，一位是小有名气的年轻人米开朗琪罗。按当时的情况看，当然达?芬奇超过米开朗琪罗，在艺术功力、艺术造诣方面达?芬奇举世公认。然而，两幅画展出以后，竟然米开朗琪罗的画胜达?芬奇一筹。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达?芬奇画的是两军对垒，刀光剑影，而米开朗琪罗只画了佛罗伦萨一方，画正在亚诺河里洗澡的战士听到军号声，立刻跳出水面拿起武器的动人场景，画出了战士斗志高昂的精神状态，在画的构思上别出心裁。这个故事是绘画史上的一则佳话。文学艺术许多方面相通，写文章也是如此，不缜密构思，是出不了佳作的。

文心絮语

      我国古人论写作很重视文章的构思。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一篇中指出构思是“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他认为构思是写文章头等重要的事。为什么头等重要呢?什么叫构思呢?怎样构思才能取得“一片浑成”的良好效果呢?

      构思，顾名思义，在思想上构造，在写文章前对准备写的文章作总体设计。写文章切忌想到一点就动笔，或者边想边写，像挤牙膏一般。要构造好一篇文章，须对文章的方方面面通盘考虑，力求周到绵密。从确立写作意图，到材料的选择与剪裁；从主题的开掘，到表达方式、表现技巧的选定；从篇章结构的安排，到词句的遣造；从标题的确立，到标点符号的选用，等等，一系列的思维活动须认真切实的进行。凡是有成就的作家，在这方面都有过人的做法。列夫?托尔斯泰是三大传世之作——《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的作者，他在创作小说时，为了结构情节，塑造人物，苦心构思，常常到废寝忘食的地步。他走路想着作品里的人物，说话时也想，睡觉到半夜，醒过来还想。可见构思到了何等的程度，真是殚思竭虑。构思的程度如何往往决定文章质量的高下，所以不能掉以轻心。

      构思最为重要的是善于发现，善于开掘，从总体上反复酝酿。在生活中感觉到的东西，有时觉得很新鲜，甚至引起内心的激动，但感觉到的东西并不能够真正理解，真正认识。要真正认识，深刻理解，非经过深思、精思不可。

      怎样才是深思、精思呢?用人们赞扬俄国短篇小说大师契诃夫的话来说，“把日常生活的矿石变成宝贵的金子”。首先在生活中要发现多种多样的矿石，然后善于开掘，从中提取出十分有价值的金子。怎么才会“变成”?那要下功夫占有材料，对材料进行分析、比较、归纳、综合，从中提炼出文章的“意”。然后再根据写作的主旨，选择最佳的表达方式表达。深思、精思的过程就是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认识上飞跃的过程。

      例如作家金马有这样一篇小品《“凌绝顶”也是起点》。“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一名诗句，生动地形容当人们登上千仞顶峰时拥抱一览无际的天空，俯视山腰游荡的白云的豪迈情怀。可是有些人登上顶峰后，反而有一种莫名的惆怅，包括第一个乘阿波罗号登月飞行成功的埃德温?奥尔德林。他获得了逾越常人的巨大成功后，反而精神崩溃，觉得生命有价值的活动已经到了终点。作家发现和占有了这些生活的矿石，深入地分析、研究，发现并开掘出其中闪光的东西。那就是“凌绝顶”绝不是事业的终点，而是生命“下一站”的起点，要警惕“顶峰意识”的困扰，要注意“攀登意识”的不断更新，不断强化。

      发现、开掘，准确地找到“宝贵的金子”是构思的重要成果，但不能就此止步，还须从总体上反复酝酿、斟酌。选用最典型的材料，确立最能表现写作意图的思路，使用最恰当的语言，等等，均要在思想上精心构造。如《“凌绝顶”也是起点》一文并不是开门见山就亮出观点，登“绝顶”从来令人向往而敬佩，突然一下子变成“起点”，就会给人以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感觉，影响阅读效果。作者采用了步步诱导的方法。先考虑“凌绝顶”的心理佳境——“一种空前的满足”，再考虑产生的奇怪心理——“莫名的惆怅”，然后思索产生“惆怅”的原因——“顶峰意识”的困扰，以典型事例证明，最后指出解决问题的出路——“顶峰”也是“始端”。怎样表现主题的构思常见的有：

      直言奉告。按事情发生的前因后果及进程，按物体的现象与实质，从正面述说，把自己的认识、想法、感情直接向读者吐露。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记叙、描写、说理，平实朴素。如朱德同志的《回忆我的母亲》一文，按时间的先后顺序，记叙了母亲一生中的主要事迹，如退佃搬家、送我读书、同情革命、热爱劳动与支持革命等，表现母亲坚强不屈的性格。这篇悼念母亲逝世的叙事散文，开头由情入笔，总拎全文，“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我很悲痛。我爱我的母亲，特别是她勤劳一生，很多事情是值得我永远回忆的”；结尾表达对母亲的深切悼念——“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这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能做到的”。写得十分感人。这种构思最为平实，也最为基本，对初学写作的人来说，学会这种构思尤为重要，因为它是表现主题的最最基本的方法，是基础。采用直言奉告，容易把事情说清楚，但不容易醒人耳目，不容易感人，常使人觉得平淡无奇。采用这种方法表现主题，构思时要在感情真挚、思想深刻上下功夫。犹如某种商品，样式平常，但质量超群。平中寓深意，平中见真情，文章的分量就厚实了。

      旁敲侧击。不是直接表达写作意图，而是采用迂回战术，从事物的不同侧面，曲折地表达。这种构思往往以奇取胜，出读者意料之外。鲁迅的讽刺小品《立论》就是这方面构思的典范。

      我梦见自己正在小学校的讲堂上预备作文，向老师请教立论的方法。

      “难!”老师从眼镜圈外斜射出眼光来，看着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

      “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

      “说要死的是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你……”

      “我愿意既不谎人，也不遭打。那么，老师，我得怎么说呢?”

      “那么，你得说：‘啊呀!这孩子呵!你瞧!多么……阿唷!哈哈!Hehe!he，hehehehe!’”

      这种构思绝妙。老师好像回答了学生的问题，但又好像没有回答，要表达的意思尽在不言中。文章一箭数雕，既鞭挞了说谎者，又称赞了说真话的老实人，更矛头直刺不表任何态的圆滑的“聪明人”。主攻对象是圆滑的“聪明人”，可以指文坛上的立论模棱两可的圆滑者，可推及到社会上各行各业各个阶层中此类人，社会意义极为深刻。鞭挞、斥责圆滑者，作者未直说，而是采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放在一个故事中充当角色，在比较中揭示卑劣的灵魂。用少许笔墨勾画出如此多的嘴脸，揭示如此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意义，非大手笔是做不到的。但是，只要认真领会，我们可从中受到启发。用旁敲侧击的方法表现主题，须注意：奇，要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侧，要紧扣中心，不能旁而无边，侧而无当，千万不能因迂回而忘记写作主旨，用旁及的材料淹没中心。

      托物言志。“借景以引真情”、“借物以寓其意”，不直接表露写作意图，而是假借“物”来表达自己的心志。构思这种表现主题的方法，最为重要的是：1．“物”要选得准，选得小，选得巧；2．“物”与“志”之间有内在联系。内在联系越紧密，“物”就选得越准，越能“以小见大”，表达深沉的、深邃的思想。如韩静霆的《爱藕说》中有这样一段：“藕，自生于世间，便委身水下，不见日月，在浊泥污土的围困中生活。一旦出污泥，却洁似玉，白如雪，一尘不染。不是贞洁操守，孰能如此?它孔窍贯通，称得起虚心；它居下而有节，可谓贫贱不屈；它虽然柔嫩，藕芽儿却能穿透青泥碧水，挺起翡翠一般的绿茎，托起红花碧叶，算得上柔中有刚。”

      这段文字纯系描写“物”，这个“物”就是“藕”，平凡的，常见的，人们经常食用的，“物”选得小。先安排藕的生存环境，围困在浊泥污土中，不见日月，再着力考虑它内在的品质。而表现内在品质时，进行多角度的多方面的思考，从气质、品德、修养、性格等方面刻画它，颂扬它的贞洁操守、贫贱不屈、虚心通达、柔中有刚。作者要表达的是怎样的心志呢?“也想把真挚的感情献给千千万万劳动妇女——伟大的含辛茹苦的母亲”。“物”与“志”之间有紧密的内在联系，作者借藕言志，歌颂含辛茹苦、默默奉献的高尚品质，以小见大。文章先考虑荷花、莲叶、莲蓬和藕，四位一体，挑明自古以来诗人咏前三者，对藕却缺乏诗情；然后着力思考藕这“藏在泥水深处的诗题”’多方面表现它的内在气质；再进而与荷花、莲子比较，用三个“谁知”的句子——“谁知它生于何时”、“谁知它年寿几何”、“谁知它有几多辛劳”刻画它默默奉献精神；再插一笔它药用、食用，尤其是哺育天下幼儿的价值；最后直抒胸臆，表露热爱伟大母亲的感情和颂扬奉献的精神。构思的线索十分清楚。托物的“物”要写透，写出其本质特征，否则文章的“志”就缺乏扎实的依托。

      以上所述，是就文章的通篇构思而言。不同体裁的文章具体运用时可有千差万别，在某些方面还可综合起来考虑。只要动脑筋，知其“一”也就能领悟到“三”了。

      对文章的局部，构思也要精细。有的部分粗线条，一带而过，有的部分须细密；精雕细刻。哪怕是一段话，一个场景，写作的人总要反复构思，苦心经营。如《记一辆纺车》中许多纺车竞赛的场景，气势之所以万千，离不开作者的缜密构思。“在坪坝上竞赛的场面最壮阔，‘沙场秋点兵’或者能有那种气派。不，阵容相似，热闹不够。那是盛大的节日赛会的场面。只要想想，天地是厂房，深谷是车间，幕天席地，群山环拱。世界上哪个地方哪个纺织厂有那样的规模呢?你看，整齐的纺车行列，精神饱满的竞赛者队伍，一声号令，百车齐鸣，别的不说，只那嗡嗡的响声就像飞机场上机群起飞的气势。那哪里是竞赛，那是万马奔腾，在共同完成一项战斗任务。因此竞赛结束的时候，无论纺得多的还是纺得比较少的，得奖的还是没有得奖的，大家都感到胜利的快乐。”作为纺车竞赛这件事，直接叙述仅一二句，如那样写，就十分干瘪，难以动人。作者采用了极力渲染的手法，与“沙场秋点兵”比较，以万马奔腾为喻，以天、地、群山、深谷为背景，描绘规模、阵容、气势，既有“物”的展示，又有“人”的情意。作者如不精心观察，反复思考立体与背景，不多角度多方面展开联想，调动多种表现手法，不可能写得如此有声有色，不可能如此有声有色地抒发战斗豪情。

      写作前的构思过程，一般说来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抓住写作主旨和材料思考，究竟确立怎样的主旨，选择哪些材料，怎样表达，定方向，定规模，使文章在脑子里有个雏形。第二阶段反复酝酿，从内容到结构，从表现方法到语言运用，从文章整体到文章局部乃至细部，进行周密的思考，把一个个问题想仔细，想清楚。酝酿的过程是认识深化的过程，也是不断修改雏形、丰富雏形的过程。第三阶段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反复酝酿时，思路要开阔，联想要丰富，要撒得开，但在广泛思考的基础上要敢于收拢，善于取舍，最终确立文章的主旨、框架、写法、语言，犹如瓜熟蒂落，百川归海。客观事物极其复杂、纷繁，要洞悉它们非一日之功，要生动地反映它们，构思就得狠下功夫。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思索，思索，再思索，否则不值得写，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写下来的东西，本来就一钱不值。”写文章脑子里由朦胧到清晰，由泛说到精彩纷呈，不积极思索，不用意绵密，行吗?

      文前构思最常用的方式是两种。一是打腹稿。动笔之前在脑子里设计，全方位地考虑要写的方方面面。二是列提纲。用简短的文句提纲挈领地记下思考的要点。对初学写作的青少年学生来说，后者构思方式尤为重要。列提纲，明确写作主旨，搭好文章框架，然后反复推敲，进行修改。列提纲，就是对文章进行总体设计，记录构思的成果；修改提纲，也就是修改设计，促使思考问题更为清晰，更为周密。提纲列得手熟，思维的逻辑性、周密性就得到有效的训练，脱开纸打腹稿也就不困难了。

      佳作借鉴

向中国人脱帽致敬

      记得那是12月，我进入巴黎十二大学。

      我们每周都有一节对话课，为时两个半钟头。在课堂上，每个人都必须提出或回答问题。问题或大或小，或严肃或轻松，千般百样，无奇不有。

      入学前，前云南省《滇池》月刊的一位编辑向我介绍过一位上对话课的教授：“他留着大胡子而以教学严谨闻名于全校。有时，他也提问，且问题刁钻古怪得很。总而言之你小心，他几乎让所有的学生都从他的课堂上领教了什么叫做‘难堪’……”

      我是插班生，进校时，别人已上了两个多月课。我上第一节对话课时，就被教授点着名来提问：“作为记者，请概括一下您在中国是如何工作的?”

      我说：“概括一下来讲，我写我愿意写的东西。”

      我听见班里有人窃笑。

      教授弯起一根食指顶了顶他的无边眼镜：“我想您会给我这种荣幸：让我明白您的主编是如何工作的?”

      我说：“概括一下来讲，我的主编发他愿意发的东西。”

      全班“哄”的一下笑起来。那个来自苏丹王国的阿卜杜勒鬼鬼祟祟的朝我竖大拇指。

      教授两只手都插入裤袋，挺直了胸膛问：“我可以知道您是来自哪个中国的么?”

      班上当即冷场。我慢慢的对我的教授说：“先生，我没有听清楚您的问题。”

      他清清楚楚一字一句，又重复一遍。我看着他的脸。那脸，大部分掩在浓密的毛发下。我告诉那张脸，我对法兰西人的这种表达方式很陌生，不明白“哪个中国”一说可以有什么

样的解释。

      “那么”教授说：“我是想知道：您是来自台湾中国还是北京中国?”

      雪花在窗外默默的飘。在这间三面墙壁都是落地玻璃的教室里，我明白的感觉到了那种突然冻结的沉寂。几十双眼睛，蓝的绿的褐的灰的，骨碌碌瞪大了盯着三个人来看，看教授，看我，看我对面那位台湾同学。

      “只有一个中国，教授先生，这是常识。”我说。马上，教授和全班同学一起，都转了脸去看那位台湾人。那位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同胞正视了我，连眼皮也不眨一眨，冷冷的慢慢道来：“只有一个中国，教授先生。这是常识。”

      话音才落，教室里便响起了一片松动椅子的咔咔声。

      教授先生盯牢了我，又递来一句话：“您走遍了中国吗?”

      “除台湾省外，先生。”

      “为什么您不去台湾呢?”

      “现在还不允许，先生。”

      “那么，”教授将屁股放了一边在讲台上，搓搓手看我。“您认为在台湾问题上，该是谁负主要责任呢?”

      “该是我们的父辈，教授先生。那时候他们还年纪轻轻呢!”

      教室里又有了笑声。教授先生却始终不肯放过我：“依您之见，台湾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如今?”

      “教授先生，我们的父辈还健在哩!”我说，“我没有那种权力去剥夺父辈们解决他们自己的难题的资格。”

      我惊奇的发现，我的对话课的教授思路十分敏捷，他不笑，而是顺理成章的接了我的话去：“我想，您不会否认邓小平先生该是你们的父辈。您是否知道他想如何解决台湾问题?”

“我想，如今摆在邓小平先生桌面的，台湾问题并非最重要的。”

      教授浓浓的眉毛好像一面旗子展了开来，向上升起：“什么问题才是最重要的呢，在邓小平先生的桌面上?”

      “依我之见，如何使中国尽早富强起来是他最迫切需要考虑的。”

      教授将他另一半屁股也挪上了讲台，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坐好，依然对我穷究下去：“我实在愿意请教：中国富强的标准是什么?这儿坐了二十几个国家的学生，我想大家都有兴趣弄清楚这一点。”

      我突然一下感慨万千，竟恨得牙根儿发痒，狠狠用眼戳着这个刁钻古怪的教授，站了起来对他说，一字一字的：“最起码的一条是：任何一个离开国门的我的同胞，再也不会受到像我今日承受的这类刁难。”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