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开头勉强，写起来就会觉得没劲，议论文的定作尤其如此。
　　如果文章的开头是没有经过思考，顺水推舟的，对议论的对象、论证的方法都将产生不利的影响。目标方向不明确，议论也就会不着边际，文章的随意开头还会造成写作中缺少自信。
　　这种“随意开头”的情况常常出现在限时命题作文中，教师要求当堂交卷，“写不出来也得写”、“不喜欢的题目也得写”，于是有的同学就省却了审题思考的时间，“先坐上船再说”，然后在“游动中寻找目标”，这个“游动”，往往就形成了无话找话。譬如写《谈习惯》，他就这样接：“什么是习惯？习惯就是……，习惯有两种：好习惯与坏习惯……，当然，也有不好不坏的习惯……”；写《苦与乐》，则写：“世界上的事，有苦就有乐，苦，就是指……，乐，就是指……，人们一般都喜欢乐而不喜欢苦……”——看起来，“接话”似乎很通畅，但这些话都是可有可无的话，800字的文章，写到一半还不见观点，这是文章的一种常见病。
　　治这种“游动中寻找目标”的毛病，办法是有的，如学会剖析材料，提高辩证思维能力，拓展联想思维等等，也就是说，要练好基本功。但有没有更直接一些的训练方法呢？有的。“先上船再说”最明显的毛病，就是开头罗嗦，这里介绍一种开头的方法，即“一句话开头法”，即，不管是材料作文还是命题作文，自己逼自己，只用一句话作开头。
　　这样做，对纠正文章开头言不及意的毛病大有好处。由于只能用一句话，那就一定要考虑明确地亮出自己的观点，逼使自己从对题目的思考中选取最有份量的话作开头，促使自己对思考的内容作出比较筛选，这样的开头，既简洁，又明确。一句话开头，有利于尽早进入议论，使中心部分突出。
　　一句话开头，也能使人产生一种写作激情，如有位同学在写《读〈祝福〉》一文时，以一句“太不公平了！”开头，这样的启动，犹如找准了感情的闸口，能有一泄千里之势。
　　经常能想到以最简洁的语言开头，对克服“游击”的毛病是大有好处的。


铸炼你的语言

　　同样的命题，比较接近的观点，类似的论证结构，文章为什么还会有高下，有的中看，有的不中看（放在考试中则出现较大的得分差距）？这主要是语言问题。时下中学生议论文写作中，不重视提高语言水平几乎成了一种痼疾。
　　议论文语言先求平实，这个原则是不错的，前提是要论述清楚。一种观点，一个道理，希望人家能接受，“说清”是最重要的；但是如果这个观点这个道理并不深奥，是浅显乃至尽人皆知的，这时候的“平实”就有可能变成“寡淡无味”。用朴素的语言宣传一个朴素真理固然很好，但能用精彩的语言宣传一个朴素的真理将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有些同学的议论文，观点是明晰的，结构是严谨的，但习惯于用极幼稚的语言去论述，打个未必恰当的比方：很像成人穿了件小孩子的衣服。更有一种常见病，就是盲目模仿报告腔，高调官腔，靠标语口号、假话空话虚张声势，明明是请他谈观点，发议论，他却要在那里自作多情地空喊，休说读者讨厌，认为他没有自己的思想，他自己也有可能认为言不由衷。自己空喊一阵倒罢了，教师看这样的文章，连看七八篇，必然会头脑发昏。
　　议论文写作中，要有铸炼语言的意识，不能仅仅满足于“说清”。“说清”是基本要求，“说好”、“说透”是高标准要求，不力争达到高要求，满足于“说清”，这样永远不要想提高语言水平，甚至连“说清”的要求也达不到。
　　一句平常的句话，能不能换个引人入胜的说法？一件事，能不能描述得形象一些？一个传统的说法，能不能用个新颖生动一些的表达方式？一组既定的句子，能不能调动一下顺序？为了加深读者的印象，可不可以用一用铺陈渲染的手法？可不可以用排比的方法不增强文章的气势？可不可以借用口语俗语来陈说？可不可以考虑来一个有力的反问？……
　　只要常常能有这种铸炼语言的意识，提高语言水平就不是一件难事。写文章也`如同烹饪，一样的材料，怎样能把它做得“有味儿”，自己不给自己提点要求是不行的。这个道理并不深奥。我们不少同学的“味觉”很好，但往往只用于品味人家的手艺，唯独自己下手的时候，就马虎了事了。铸炼语言非一日之功，但不行动起来就永远不会有长进。


举例要清楚明白

　　议论文的举例，为的是证明观点，增加说服力。例子是否与观点吻合，是最重要的，其次是力求“鲜活”，不要“陈芝麻烂谷子”，一论“勤奋”就是“悬梁刺股囊萤映雪”，一论“发现”就是“瓦特的水壶盖”、“牛顿的苹果”，－－这些，也已经是基本道理，这里就不多说了。
　　写议论文举例，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不能把个人特有的经历当成人所周知的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都有自己的阅读积累，都存在于不同的环境之中（尤其是不同的教学环境之中），因此写文章举例时，就不能认为自己知道的东西别人一定知道。这种疏忽一般较多地反映在“略说”上，－－因为误认为人所周知，就一笔带出，结果让人摸不着头脑。如教师甲上课说过的一件事，学生写作时不加细述，在教师甲看，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是让教师乙看，很可能莫明所以，认作语焉不详。尤其是在运用典故时，由于个人的阅读经历的局限，如果不加说明就会形成理解上的障碍，如“这就和没买到鞋子的郑国人一样了”、“锯了竹竿进城门式的自作聪明”，是化用“郑人买履”、“鲁人锯竿”两则寓言，由于都只有一句话，让读者在理解上产生了障碍。其实，如果能稍稍加上一两句话，甚至加上几个短语，就能把例子叙述得比较清楚。
　　这“郑人买履”和“鲁人锯竿”是典故，尚有据可考，稍加说明便可理解，有些事例不细说清楚则根本让人不知所云。例如，“像二十四桥的设计，就显得很单调”，“袁隆平学的就不是屠龙之计”，－－离开了一定的生活环境，这样简略的例子就无济于事，因为非但让人理解吃力，而且有可能产生歧义，其实这里说的“二十四桥”不是扬州瘦西湖的二十四桥，是近年南京人对新建的二十四座人行天桥的戏称；而著名农学家袁隆平（杂交水稻发明者，中国工程院院士）是南京师大附中校友，对南京师大附中的同学而言，他的大名可能是如雷贯耳，但是离开这个环境，读者可能一时就反应不过来了。
　　不但是这一类的例子，如果是自己观察到的现象，在用于举例说明时也要表述清楚，因为你注意到的，感兴趣的东西，别人不一定注意到或是感兴趣。近年以来，有些同学常在议论文中写进一些歌词，借用流行歌曲歌词，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最好能点明是歌词，如果加上一句“有首歌中这样唱道……”，则可以让读者知道这是在引用。有位同学曾在文章中写道“一想到‘我在阳光下辛勤地劳动’，我就激动无比”，教师怎么也看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搞不懂为什么这里要加引号，也不理解这句极平淡的话为什么会让自己的学生激动成那样，后来才知道这是那个月最流行的一首台湾歌手演唱的歌曲，但不是每个学生都熟悉，而教师就更加莫名其妙了。
　　有鉴于此，行文举例时须要三思。


结尾不要装腔作势

　　以前听高谈阔论的大报告，我们判断报告是否快结束，有几种方法。一是依据内容，如他一开始就说要谈四个问题，一如我们作文立提纲，谈完了，即使要补充几句，时间也会有限；二是看时间，犹如我们写作文定字数，说了两个小时，到了吃饭时间或是下班时间，不结束也得结束了；比较麻烦的是提纲不明，又不肯受时间限制，那就只有看情绪，报告即将结束，如文章收尾，应有规律，但是如果偏偏报告人的情绪混乱，没有规律，就很难判断了。比如，他忽然出语铿锵，挥手有力，众人以为他即将激昂地结束自己的呼喊，于是在他每一次的喊话式的话语之后都使劲地鼓掌，哪知他呼喊之后又用舒缓的语调说起另一个话题；你正捉摸不透时，他又振臂高呼起来“让我们……吧！”－－这一回你以为无论如何也要结束了，哪知道他又会婉转出下一个“但是”出来……
　　这种滑稽的情景谁想进来都会觉得好笑，但是一篇８００字左右的议论文，结尾如果拖泥带水，装腔作势，也会让人感到啼笑皆非，进而生厌的。
　　这里要指出的，是有些同学写议论文，特别爱拉开一个“功架”，很想造出一点气势来，但由于底功有限，于是不得不在结尾虚张声势，或是采用标语口号来呼喊，或是模仿伟人作深谋远虑状，动辄“青年朋友们，让我们……吧”或是“争取作出更大贡献吧”－－这些话，偶一用之，或许还会有一点激情，倘若只会用这样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谈话，未免有点技穷了。这种“尾大不掉”是一种恶习。我们提倡利索的结尾：分析阐述完了，结论水到渠成，还有什么可以唠叨的？写议论文，不是作报告，热情与号召力不是靠空喊就能代替的。其实“热情激荡”不过是结尾的风格一种，而结尾本可以是多样的。
　　结尾处要冷静。是否需要强调一下自己的观点，是否需要补充一点什么意见，是否需要说明一下值得注意的倾向，是否有必要提醒读者对某个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这些，在列提纲时就应有所考虑。
　　结尾处要冷静，不同于骤然冷却，要注意语言的节奏。可以小结一下自己的观点，但不可作过多的重复，写文章的人都希望自己的观点能引起人家的重视，这时候行文语言要注意“打动”人。
　　写文章，尤其是议论和记叙，写出来的话要像是人说出来的话－－这样说好像是在骂人了，但确实有些文章的语言不像是人在说话，而像没有生命的机器。首先是不顺，读也读不通，既没有书面语的谨严，也没有口语的那种流畅。二是没有活气，冷冰冰的，文章是要给人看的，见其文如见其人，一点生气也没有，这像什么呢？三是生硬，有些同学尽爱写些让人听不懂的话；有的盲目模仿，喜欢用欧化的句子，有的喜欢模仿港台腔，动不动“我好开心好开心哇”；还有就是堆砌词藻，满纸形容词；而有的同学写文章语言贫乏，一下笔就是“十分”、“非常”，一篇短文中能用七八个；也有人背过成语词典，不用足了就好像对不住词典一样，每说两三句话就来一个成语，弄得佶屈聱牙，结果读者的注意力全用于对付文章的成语中去了。我们平时看同学的议论文，在论点的设立正确、论证方法符合要求的情况下，文章的语言表达是否畅达是区分“好”或“一般”的重要标准。有些同学只会简单地模仿别人的语言，而且顽固不化，诸如“做四有新人”、“经过顽强拼搏”、“为四化贡献力量”之类的语言，几乎是不要动什么脑筋的。－－不是说这样的话不能学，但是如果只会这样说话、总是这样说话，谁愿意听你的？
　　前人评说前秦诸子文章，称赞其“深于比兴”、“深于取象”。孔子、孟子和庄子即使论说最抽象的道理，也注意用生动的语言，丰富的比喻。《子路、曾晰、冉有、公西华侍坐》中，孔子让学生各言其志，曾晰说的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七六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你看，他用几句话就形象地为人们描绘出一幅治世才会有的图景，这比说“国泰民安”、“繁荣兴旺”、“小康社会”更容易让人接受。这幅图景，比“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要令人向往，因为只有在治世，读书人才有可能在春风中纵情地歌咏徜徉，故而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齐桓晋文之事》中，孟子论说治世时则有一句“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道路上不再看到头发花白的老人用背背东西、用头顶着东西步履沉重地赶路了，这说明什么呢？这就比说“生活富裕”、“民风淳朴”要形象得多。
　　记得上海有一年选“上海小姐”，最后一轮仅剩下两位选手，得分一样，因而加试一题，题目是：“对上海，你最想看到的一幕是什么？”有一位的回答是：“在白天上班的时候，准时来了一辆公交车，车上人不多，每个人都有座位。”－－话一出便赢得满堂喝彩。上海面临的困难当然不止是公交问题，但是公交车拥挤是尽人皆知的事，这位小姐为大家描绘出了理想的图景，一下子打动了所有的评委，倘若她说“希望上海变得越来越美丽”、“希望上海的公交状况得到改善”，“发展公交事业，争取更大胜利”，那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要想让我们的作文语言有活气，就要多注意学习这一类的表达方式。



言之有物，不说废话

　　请看下文：
　　某省考优拔，题系“日本宪法与英国宪法比较论”。其冠军一卷有云：“宪法有二种，一曰日本宪法，一曰英国宪法。日本法为东洋人所作，英国法为西洋人所作。日本法多用‘挨、伊、阿、哀’，英国法多用‘哀、皮、西、提’。日本法文系直行，英国法文系横行。日本法其条文系七十九条，英国法其条文共六十三条”云云。阅卷者评曰：“考据详明，日英两国宪法条文，能列举其数，足征于东西洋政治学，研究有素。”
　　文题要求“论”，作者倒底“论”出了些什么呢？摇头晃脑说了一通，该说的一点也没说出，看了觉得可笑。其实这并不一定是编派出来的笑话，反观我们一些同学所写的议论文，也不难发现这种言之无物连篇废话的毛病。
　　一篇好的文章，要说到“好”，可以好得没有止境，通俗地说，就是没有“上限”，进入那种境界，不是容易的事。但是达到基本要求，则不应很难，最起码的，是做到言之有物，让人读了之后，能知道你想说些什么，说出了些什么，多多少少能留下一点印象。你的观点，你的分析，你的结论，你的表达方式，你的语言……一句话，要有“你的”。　　
　　造成“言之无物”毛病的原因很多，除开作文态度暂不论，最主要的，是不会动脑筋。常见的，是对论题不作任何思考分析，只作简单的解说。如给他一个题目《习惯》，他就不知道去想如何用这个题目来介绍一些新的思想成果，如何选择一个恰当的表现形式，而是一下便循着旧有的模式发起议论来：“什么叫‘习惯’？习惯就是……。习惯有两种：一种是好习惯，一种是坏习惯。……我们要保持好的习惯，改掉坏的习惯。……”－－就文字来看，他说的这些话，一句也没有错，但是都没什么用。因为他没说出什么来，没有他自己的东西，他重复的不过是最简单的“１＋１＝２”之类的公理。不动脑筋，就只好重复或照猫画虎地演绎人家的观点，罗列人家说滥了的例子，引用人家看腻了的“名言”……，而他就是没有力量拿出一个货真价实的“我认为”！
　　另一种言之无物，是说空话说大话。题目大，他不懂得把口子缩小去开掘；题目小了，他又不懂得触类旁通地“说开去”。不管什么题目，他一开首便来上一通空话套话，好象不这样就不是一篇好文章。这番且大且空的套话看上去“气势”很大，从形势说到意义，从政策说到方针，要求８００字的文章，他一个开场白便写去二三百字。接着还没有对论题作一点具体的分析，便又开始了盛气凌人的结束语：描绘宏伟目标，展望壮丽远景，提出更高要求，动不动“青年朋友们，让我们…………吧！”－－读这种文章，常常象听一组空洞无物的口号，根本无法揣摩作者倒底想说些什么。
　　这类言之无物、用废话堆砌起来的“文章”，读者生厌，我想作者也未必就没有苦恼。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言之有物呢？我认为首先是于思考，努力地建立自己的观点，即使是对真理的解说，每个人结合具体的生活实践，也会有独特的感受，尽量地把这种感受完整准确地表达出来，使文章有“物”，先做到这一点，大概还不算很难的事。


选材力求健康积极
　　吴非
　　
　　生活中有美，有的同学在叙事时，美丑不分，道德观念不强。如有个同学写《我做过的一件荒唐事》，写的是自己小学六年级时在放学的路上怎样捉弄盲人的事，他详细地写如何抢去盲人的手杖，把盲人往水坑边引，在盲人愤怒的骂声中如何哈哈大笑。尽管作者在文章结尾处写道“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自己太不懂事，太不应该了”，可是这样的文章很难使一个有正常心态的人平静下来，因为一个已经读了六年级的学生，受了六年的教育，道德水平竟然那样低下，而且作者详写戏弄盲人的过程，津津乐道，绘声绘色，显然并没有真正意识到那是一种羞耻。
　　有些同学思想水平不够高，辨析事物的能力不强，对一些生活现象仅凭主观臆断，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如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进城谋生的现象很平常，民工进城，解决了城市劳动力不足的矛盾。但由于传统的生活习惯的影响，他们的大量出现，也给城市管理带来一定的问题。有的同学没能看到农民敢于克服困难、不屈不挠的生活意志，没看到他们淳朴宽厚的品格，没看到他们勤劳节俭的美德，而只看到他们中有人不懂得交通规则，不讲饮食卫生等等，于是行文喜欢渲染嘲笑他们的落后。这样的选材，无意中表现出的就是毫无价值的小市民的精神优越感，同时也严重伤害了劳动人民的感情，养成自己脱离劳动人民的不良品质。
　　我们可以相信，大多数读者对这样的选材会感到庸俗粗俗，产生厌恶。因为这种美丑不分，善恶不辨的思想误区，往往让人觉得作者自私冷酷，志趣品味低下，不会让人产生好的印象。
　　青少年写作，还是应当以健康积极的内容为主。真善美激励我们奋发向上，在青少年时期，需要理想，需要真善美。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真善美，热情地讴歌生活中的真善美，有益于陶冶我们的情感情操。以这种积极的原则去认识生活，也有益于提高我们的写作水平。即以上面两篇文章的选材为例，如果换个角度看问题，就能大量地发现农民身上许多优良品质，以此为题材，既可以感染读者，也能教育自己；而即使写“荒唐事”，作者也会知道文章不应当大写恶作剧的过程，而可以把重点放在心理活动的描写上，紧扣中心，写自己的忏悔心情，真正地意识那种“荒唐”是一种丑。
　　当然，社会生活中的假恶丑也是客观存在，我们不能一味回避。但如果过多地注意假恶丑，人的心理也就或多或少地会变得阴冷，这对于初学写作的同学来说是很不利的。


要有点波澜
　　吴非

　　我们在听别人叙述一件事时，为使自己能听明白，首先希望人家能说清楚；在“说清楚”的基础上，为使自己能有一定的印象，希望人家能说得生动；在“生动”的基础上，则希望人家叙述得有点波澜，以使自己产生兴趣。
　　写文章也是这样。文章忌平铺直叙。虽然平铺直叙有时也能把一件事说清楚，但很难使人留下什么印象，更难产生吸引力。平铺直叙是一种偷懒的方法，。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生活本身是丰富多采，波澜曲折的，那为什么到了笔下却成为平板单调的东西呢？
　　写记叙文，作者都是在知道事件的全过程和结果的情况下写的，你自己知道了，别人未必知道，你用文字传达给他人时，如果只满足于“说清楚”，这个目标是是很容易达到的，因为只要把事件的过程按先后顺序说清楚也就可以了。但是要说得生动有趣，引人入胜，就得变化多端，一波三折，奇峰突起，山重水复，柳暗花明，……为什么很多人爱看悬念故事，即使在自己已知道最后结果的情况下仍然兴致勃勃，就是这个道理。
　　文章要有波澜，就必须对题材进行全面的认识，在结构安排上要能有点起伏。有篇作文题为《一张生日贺卡》，题材很简单：爸爸送给妈妈一张生日贺卡。如果平铺直叙，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作者却叙述得曲折起伏。妈妈４０岁生日就要到了，以前爸爸为工作常常出差，一年中有半年在外地，这一次他表示，无论如何，也要在家里为妈妈举行一次“隆重”的祝寿仪式；全家早就计划好生日那天去郊外游玩，在饭店晚餐，买花和生日蛋糕；我和爸爸说好，除此以外，还要给妈妈一个特别的惊喜；但是临近那一天的时候，爸爸突然接到了紧急出差通知，去很远的地方，等我和妈妈得知消息回到家时，爸爸已经离开家了；我失望极了，妈妈生日那天，将又是冷冷清清的了；我有点看不起爸爸，言而无信，我甚至觉得"这个家没什么意思"了；妈妈生日那天，我比平时格外勤快，想以此让妈妈有点安慰；妈妈倒很平静，说“早就没指望他在家”，“他在外面也很苦，你不该埋怨他”；晚上，当我打开抽屉找生日蜡烛的时候，忽然发现了一张生日贺卡，这是爸爸临行的时候留下送给妈妈，上面写的是“我永远爱你”；妈妈看着贺卡，流下了幸福的泪水……
　　如果平铺直叙，有些场面和细节就不会被写出来。也许有人认为，就这么一件事，很平常，只要把前因后果说清楚就行了，细部可以忽略，过渡没有必要，“我”的心理活动在文章中多余……按这种不动脑筋、“偷工减料”的主张，写作似乎是一件不需要技巧的事。
　　我们在叙述一件事时，应当想到，可不可以变化一下叙述的顺序？能不能“卖个关子”？，可不可以“引而不发”？要不要在什么地方宕开一笔，舒缓一下节奏？……总之，竭力避免平铺直叙，想方设法吸引读者.就一个题材多练习几次，试着用两种以上的结构方法反复琢磨，以期“找到感觉”，不愁克服不了下笔无神的毛病。


嚼面包的过程
　　吴非

　　任何比喻都是跛足的。而一个比喻用到了滥时，它的本意也许就被忽视了。譬如“我爱读书，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常有人喜欢引用，到了后来才发现，对许多人而言，这不过是一时一事的语言形式而已。没有书读的时候，朝思暮想一旦有书读，又会思援弓以射鸿鹄。像如今一些自称的文学青年，一见到卡拉ＯＫ，一见到交谊舞、保龄球，就再也不知读书为何物了。把读书当成斯文的招牌，不知道饥饿为何物的人，怎么可能把书当作面包呢？
　　现在同学们读书的条件比我们那一代人要好得多。我１８岁就去插队。“文革”之中，要想读书也是罪过。好在农民的批判能力并不那么强，也不尖锐，见到我们看书，也没有什么意见。但那些年，书源是个大问题，有什么就读什么；不像今天，想读什么就能找到什么。我记得刚开始时无书可读，竟然把一本搞来的《联共党史》读了好几遍，越读越觉得荒唐，后来终于认识到这那是一本不真实的书（或者可以称之为“秽史”），但我当时的确是以极认真的态度读那本书的。后来我看到茨威格的小说《象棋的故事》，深有同感。那个被单独监禁了几年的犹太人好容易从看守那里偷到的一本书，竟是枯燥无味的棋谱，他并不会下棋，结果他连那种书也反复看，一看几年，逃脱纳粹魔掌后，在旅途中与人对局，竟两次把世界冠军打败了！想起我们当年在农村读书的事，我对那种文化禁锢的残酷性体会特别深。但是，这“有什么就读什么”对我而言也未必是坏事，嚼“面包”的过程和方法可能更重要。
　　现在同学们要买一本唐诗宋词，可以百般挑剔，各种选本琳琅满目，但在我们那时，根本找不到一本古典文学读物，压根儿就不出版。１９７２年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出版了，要从感情而论，这本书真让人无法喜欢，无论是观点本身还是论证的方法，都到了可笑且可憎的地步。但是当时我们几乎人手一册，因为无论如何，这本书里好歹引用了李杜的大量原作，而我们只要有原作读就行了。“文革”结束，这类书我们都扔了，因为大批好书出版了（听说这两年《李白与杜甫》反而奇货可居，可惜我们当时没有那种“文物意识”）。
　　那时候我把偷偷带下乡的几本小说翻烂了，一本是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一本是柯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后一本书的很多细节我甚至能完整地口述出来。后来我的一位同事告诉我，他也能复述故事的全部，因为他下乡时，手头也只有这样一本小说。还有一次，我借到一本陶菊隐先生的名著《六君子传》，爱不释手，又不得不还人，于是便反复琢磨品味，最后我几乎能把它背下来！后来我读其他人写的传记，常用这本书去作比较，眼光就厉害多了，能分辨出高下优劣。
　　由于书少，我那时读书几乎都记笔记。有一次看一本俄国小说《对马》，是写１９０５年日俄战争时对马海峡大海战的，由于没有读过相关的历史资料，我在读书时把双方舰队的情况及在整个海战中的活动整理出来，整理出来的资料，除我以外，没有一个人感兴趣，但是这是我的读书经过，所以我保留了很多年。１９７２年以后，认识了赋闲在家的剧作家陈白尘先生，他也是太平天国史专家，借给了不少有关资料给我，我前后读了两三年，大概把他家所藏的资料全都读完了。我读的时候，整理出一百多个重要人物的活动情况，记录和摘录的本子大概有两三公斤。后来我没有专门研究历史，但是那一段读书生活养成了我搜集整理资料的一些方法。我还学会了辨析问题，比如读一本书，能分辨出优劣，判断一则史料的真伪，看出一段话是从哪本书中借过来的。总之，不因为“扑在面包上”就狼吞虎咽，品出了面包的滋味，才有兴味再去寻找面包。
　　我之所以对同学们说这些，是因为发现有不少同学，你一劝他读书，他就叹息，没有书读呀，不知道读什么书好呀，没有时间呀，等等，反正总有不少不读书的理由。其实能否真正把书读好，主要还在自己的需要。中国人注重形式，对读书也是如此。自古以来，读书人就喜欢给自己命名出一个书斋，要准备下多少多少书，甚至还幻想“红袖添香”，相对而言，读书本身反而不重要了。我认为，一个人只要有读书的欲望，注意在读书的过程积累知识，摸索方法，一定能培养出自己的某种能力；即使起点不高，积久也会形成自己的一套风格。只知道把读书挂在嘴边，追求形式，充其量能摆个读书的功架，看起来吓人而已。当然现在可读之书要比我们那时多得多，同学们在阅读问题上不至于要走我们当年所走的那些弯路，那就更要注意阅读的效率。也有些同学过于追求读书的效果，认为读书应当立竿见影，才读了三五本书就希望作文能写好，语文考试分数上升，－－持这种功利思想，把读书当成现买现卖的交易，就更不容易掌握读书的方法，难有什么实际的收获了。
　　所以我认为，对今天的学生而言，已经不是“扑在面包上”的时代了，要重视阅读的过程，要理智地选择阅读的内容（当然，书读得杂一点绝不是坏事），要尽可能地在阅读中培养自己辨析问题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