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这方面反映最激烈的是某80后写手。他近日在一家报章上撰文称，“我们实在无法想象，莫言穿着燕尾服的样子会是怎样一个不伦不类的形象。”张一一还列举了一些东方国家的诺奖获得者领奖时的穿着。比如日本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1968年赴斯德哥尔摩领奖时穿的就是一袭和服，获奖词《我在美丽的日本》讲的也是本民族的文化。文化学者黄守愚也直言，“莫言去瑞典领奖，宣称将穿燕尾服跳洋舞，实在不应该。”

纠结：唐装、汉服还是中山装

有评论家抨击了莫言穿燕尾服领奖的想法，但他并没有提出“穿啥”的建议。黄守愚却建议莫言穿中国传统的汉服，“莫言穿汉服，行中国茶道之礼，彰民族之独立性，以体现大中国之礼乐文明与威仪。”

还有读者强烈建议莫言穿唐装、长衫或者中山装，在他们看来，这些服装多少都带着一点中华民族的色彩，不至于因入乡随俗而穿得毫无特色。

在热议之下，还有不少热情的网友做了莫言穿燕尾服、唐装、长衫、中山装和汉服的“效果图”，放到网上，供大家自由讨论。记者注意到，讨论到最后，人们似乎又陷入了新的困惑——这些服装，无论哪一种都不是中国作家常穿的。尤其是长衫或汉服，若莫言穿于身上，与其说是去领奖，不如说是在进行一场行为艺术，怎么看怎么别扭。

还有人设想，如果1988年诺奖在沈从文去世之前颁给他，沈老会穿什么。沈从文晚年写有著名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对服饰历史研究极深。但无奈中国人喜新厌旧，那些古老的服装在生活中都不再留有身影，失去了生命力。所以大家的一致看法是，即便是沈从文，对于领奖该穿什么这个问题同样会比较头痛。

思索

中国作家衣着随性，领奖服不必刻意

那么，莫言去瑞典领奖究竟该穿什么？记者多次见过莫言本人，每次都见他穿得比较随意，很多时候穿的是一件不打领带的宽大西服，此西服品牌不详。有时也就是一件夹克衫。而在记者眼里，“随性”应该是中国作家穿着的一大主要特征。莫言有时还会穿西装，至于余华，记者就从来没见他穿过西装，最多是一件夹克，热了就随意脱下搁在座椅靠背上的那种。苏童也是不穿西装的，往往休闲服一件在身，下面是牛仔裤配休闲皮鞋而已。

因此，业内有一种声音认为，既然中国作家平时都穿得比较随性，莫言领奖穿着想“代表中国作家”，也就没必要穿得那么刻意了。一件西装，抑或是一件中西合璧的唐装或中山装足矣。

就算莫言穿燕尾服领奖，他仍是民族的骄傲

只要我们的创造力能不断丰富这个世界，只要我们心中爱美、会感动的那一部分永不岑寂，那么，就算不去斯德哥尔摩，我们也能赢得世界的尊重，这比讨论戴瓜皮帽还是戴贝雷帽，有意义得多。

因大哥管谟贤一句“订做了燕尾服”，作家莫言再度成为舆论焦点，网民们甚至PS多款“民族服装”，以助莫言更好地代表“中国作家”。

推广传统文化，无可厚非，可看来看去，莫言选择哪款，都有不伦不类之感。比如唐装，流行于海外唐人街，清末才出现，属舶来品;而长袍马褂是清代服装，历史不够久远;中山装就更不行，它是日本学生装改造而成……

如此说来，莫言恐怕只能穿宽袍大袖的汉服了，最好再头戴切云冠，足蹬方头舄，古固然够古，可以这副造型出现在斯德哥尔摩，是长脸是出丑?

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民族究竟该以什么为荣?是开放的精神、谦逊的态度、与世界接轨的坦荡，还是几件老衣裳、几片旧古董、几句先前阔的谎言?

回望过去的30多年，中国之所以取得迅猛发展，因为我们坚持了改革与开放的道路，改革，就是改变自己不好的东西，开放，就是主动学习别人好的东西，如果当初我们没有这个勇气与魄力，今天的莫言可能就是个乡村代课老师，一生在为混上商品粮而奋斗。

然而，个人的努力与民族的崛起，使莫言成为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这究竟该感谢故步自封、抱残守缺呢，还是该感谢一个开放、活泼而充满自信的时代?

莫言是去领奖，不是去T台走秀，是展示写作，不是去参加选美，是向世界证明，文学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可能，而不是去向世界大吼一声：看，俺们多牛……

就算莫言真的穿上燕尾服，他代表的依然是中国作家，同样是民族的骄傲。因为，他的价值不体现在服装上，而是体现在其作品中令人惊叹的想象力、喷薄的生命冲动和大开大合的叙事风度，它们书写了几代中国人的苦难、梦想、挣扎与惶惑，不论时光如何流逝，这些民族记忆将会永存，将被后人们一再提起，并成为不同人群感知中国的读本。

只要中国不断向人类贡献出莫言这样水准的写作，只要我们的创造力能不断丰富这个世界，只要我们心中爱美、会感动的那一部分永不岑寂，那么，就算不去斯德哥尔摩，我们也能赢得世界的尊重，这比讨论戴瓜皮帽还是戴贝雷帽，有意义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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