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的礼物太棒了，你猜也猜不到昨天晚上，我放学回来以后，邮递员来了。他给我带来一个包裹，里面是外婆给我的礼物。这个礼物可了不得啦，保证你猜也猜不到：是一只手表！太棒了！小朋友们又要眼馋了。爸爸还没有回家，因为今天晚上他要在单位吃饭。妈妈教我给表上弦，然后把表给我戴在手腕上。幸好今年我已经学会看钟点了，不像去年小的时候。
要是还像去年一样，我就老得问别人：“我的手表几点了？”那可就太麻烦了。我的手表可好玩了，那根长针跑得最快，还有两根针要仔仔细细看好久，才能看它们动一点儿。我问妈妈长针有什么用，妈妈说，在煮鸡蛋的时候，长针可有用了，它能告诉我们鸡蛋煮熟了没有。
7点32分，我和妈妈围着桌子吃饭。太可惜了，今天没有煮鸡蛋。我一边吃饭一边看我的手表。妈妈说汤要凉了，叫我快点儿吃。长针只转了两圈多一点儿，我就喝光了汤。7点51分，妈妈把中午剩的蛋糕端来了。7点58分，我们吃完了。妈妈让我玩一会儿，我把耳朵贴在手表上，听里面发出的滴答声。8点15分，妈妈叫我上床睡觉。我真开心，差不多和上次给我钢笔的时候一样开心。那次弄得到处都是墨水。我想戴着手表睡觉，可妈妈说这样对手表不好。我就把手表放在床头桌上，这样只要我一翻身就能看到它。8点38分，妈妈把电灯关了。
咦，太奇怪了！我的手表上的数字和指针在夜里发光哪！现在，要是我想煮鸡蛋也用不着打开电灯。我睡不着，就这样一直看着我的手表。后来，我听见大门开了：是爸爸回来了。我可高兴了，因为我能给他看看外婆给我的礼物。我下了床，把手表戴好，从房间里跑出来。
我看见爸爸正踮着脚上楼梯。“爸爸，”我大声说，“看看外婆给我的礼物，多漂亮呀！”爸爸吓了一大跳，差一点从楼梯上摔下去。“嘘，尼古拉，”他对我说，“嘘，你要把妈妈吵醒了！”灯亮了，妈妈从房间里走出来，“他妈妈已经醒了！”妈妈对爸爸说，样子不太高兴。她问爸爸吃什么吃了这么长时间。“啊，得了，”爸爸说，“还不算太晚嘛。”
“现在是11点58分。”我很得意，因为我很喜欢给爸爸妈妈帮忙。
“你妈妈可真会送东西。”爸爸对妈妈说。
“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说我母亲，何况孩子还在这儿呢。”妈妈满脸不高兴地说，然后叫我上床去乖乖睡一大觉。
我回到我的屋子，听到爸爸和妈妈又讲了一会儿话。12点14分，我开始睡觉了。
5点7分，我睡醒了。天开始亮了。真可惜，我手表上的字不那么亮了。我用不着急着起床，今天不上课。可是我想，我说不定能帮爸爸的忙：爸爸说他的老板老是怪他上班迟到。我又等了一会儿，到了5点12分，我走进爸爸和妈妈的屋子里，大声喊：“爸爸，天亮了！你上班又要迟到了！”爸爸又吓了一大跳，不过，这里比楼梯上保险多了，因为在床上是摔不下去的。可是，爸爸气坏了，就像真地摔下去一样。妈妈也一下子醒了。
“怎么啦？怎么啦？”妈妈问。
“又是那只表，”爸爸说，“好像天亮了。”
“是的，”我说，“现在是5点15分，马上就要到16了。”
“真乖，”妈妈说，“快回去睡觉吧，现在我们已经醒了。”
我回去上床了。可是，他们还是没有动。我在5点47分、6点18分和7点2分连着又去了三次，爸爸和妈妈最后才起床了。
我们坐在桌旁吃早饭。爸爸冲妈妈喊：“快一点儿，亲爱的，咖啡再不来，我就要迟到了。我已经等了5分钟了。”
“是8分钟。”我说。
妈妈来了，不知为什么直看我。她往杯子里倒咖啡的时候洒到了台布上，她的手发抖了。妈妈可不要生病啊。
“我今天早些回来吃午饭，”爸爸说，“去点个卯。”
我问妈妈什么叫“点个卯”。妈妈让我少管这个，到外面去玩。我第一次觉得想上学了，我想让小朋友们看看我的手表呢。在学校里，只有杰弗里带来过一次手表。那只表是他爸爸的，很大，有盖子和链子，可好玩了。不过，好像家里不许他拿，这家伙惹祸了。那以后，再也没见到大手表。杰弗里跟我们说，他屁股挨了一顿揍，差一点再也见不着我们了。
我去找阿尔赛斯特，他家离我家不远。这家伙是个胖子，可能吃了。我知道他起床很早，因为早饭他要吃好长时间。
“阿尔赛斯特！”我站在他家大门口喊，“阿尔赛斯特！有好东西给你看！”
“阿尔赛斯特出来了，手里拿着面包，嘴里还咬着一个。
“我有一只手表了！”说完，我把胳臂举到他嘴里的面包旁边。阿尔赛斯特斜眼看了看，又咽了一口，才说：“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的表走得可准了，它有一根专门用来煮鸡蛋的针。而且，它晚上还能发光呢。”我告诉阿尔赛斯特。
“那表的里头呢，是啥？”阿尔赛斯特问。
“这个，我忘了看啦。”
“先等我一会儿。”阿尔赛斯特说着跑进屋里去了。出来的时候，他又拿了一只面包，还有一把铅笔刀。
“把你的表给我，”阿尔赛斯特对我说，“我用铅笔刀把它打开。我知道怎么开，我已经开过爸爸的手表了。”
我把手表递给阿尔赛斯特，他就用铅笔刀干起来了。我真怕他把我的手表给弄坏了，就对他说：“把手表给我吧。”
可阿尔赛斯特不肯，他伸着舌头，想把手表打开，我上去想把手表抢回来。刀子一滑，碰上了阿尔赛斯特的手指，阿尔赛斯特一叫，手表开了，跟着又掉到地上，那时正好是9点10分。等我哭着回到家，还是9点10分，手表不走了。妈妈抱住我，说爸爸会想办法的。
爸爸回家吃午饭的时候，妈妈把表给了他。爸爸拧拧小钮。他瞅瞅妈妈，瞅瞅手表，又瞅瞅我，对我说：“听着，尼古拉，这只手表没法儿修了，不过你还能用它玩。这样反而更好，再也不用为它担心了，它总是和你的小胳臂一样好看。”
他的样子很高兴，妈妈也那么高兴，于是我也一样高兴了。
现在，我的手表一直是4点钟：这个时间最好，是吃巧克力夹心小面包的时间。一到晚上，表上的字还能闪光。
外婆的礼物真了不起。
⑧向中国人脱帽（1992.12）
作者: 钟丽思
记得那是十二月，我进入巴黎十二大学。
我们每周都有一节对话课，为时两个半钟头。在课堂上，每个人都必须提出或回答问题，问题或大或小，或严肃或轻松，千般百样无奇不有。
入学前，前云南省《滇池》月刊的一位编辑向我介绍过一位上对话课的教授：“他留着大胡子而以教学严谨闻名于全校。有时，他也提问，且问题刁钻古怪得很。总而言之你小心，他几乎让所有的学生都从他的课堂上领教了什么叫做'难堪’……”我是插班生，进校时，别入已上了两个多月课。我上第一堂对话课时，就被教授点着名来提问：作为记者，请概括一下您在中国是如何工作的？”我说：“概括一下来讲，我写我愿意写的东西。”
我听见班里有人窃笑。
教授弯起一根食指顶了顶他的无边眼镜：“我想您会给予我这种荣幸：让我明白您的首长是如何工作的。”
我说：“概括一下来讲，我的首长发他愿意发的东西。”
全班“哄”地一下笑起来。那个来自苏丹王国的阿卜杜勒鬼鬼祟祟地朝我竖大拇指。
教授两只手都插入裤袋，挺直了胸膛问：“我可以知道您是来自哪个中国的么？”班上当即冷场。我慢慢地对我的教授说：“先生，我没听清楚你的问题。”
他清清楚楚一字一句，又重复一遍。我看着他的脸。那脸，大部分掩在浓密的毛发下。我告诉那张验，我对法兰西人的这种表达方式很陌生，不明白“哪个中国”一说可以有什么样的解释。
“那么，”教授说，“我是想知道：您是来自台湾中国还是北京中国？”雪花在窗外默默地飘。在这间三面墙壁都是落地玻璃的教室里，我明白地感受到了那种突然冻结的沉寂。几十双眼睛，蓝的绿的褐的灰的，骨碌碌瞪大了盯着三个人来回看，看教授，看我，看我对面那位台湾同学。
“只有一个中国。教授先生。这是常识。”我说。马上，教授和全班同学一起，都转了脸去看那位台湾人。那位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同胞正视了我，连眼皮也不眨一眨，冷冷地慢慢道来：“只有一个中国，教授先生。这是常识。”
话音才落，教室里便响起了一片松动椅子的咔咔声。
教授先生盯牢了我，又递来一句话：“您走遍了中国么？”“除台湾省外，先生。”
“为什么您不去台湾呢？”“政府不允许，先生。”
“那么，”教授将屁股放了一边在讲台上，搓搓手看我。“您认为在台湾问题上，该是谁负主要责任呢？”“该是我们的父辈，教授先生。那会儿他们还年纪轻轻哩！”教室里又有了笑声。教授却始终不肯放过我：“依您之见，台湾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如今？”“教授先生，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们的父辈还健在哩！”我说，也朝着他笑，“我没有那种权力去剥夺父辈们解决他们自己酿就的难题的资格。”
我惊奇地发现，我的对话课的教授思路十分敏捷，他不笑，而是顺理成章地接了我的话去：“我想，您不会否认邓小平先生该是你们的父辈。您是否知道他想如何解决台湾问题？”
“我想，如今摆在邓小平先生桌面的，台湾问题并非最重要的。”
教授浓浓的眉毛如旗般展了开来升起：“什么问题才是最重要的呢，在邓小平先生的桌面上？”“依我之见，如何使中国尽早富强起来是他最迫切需要考虑的。”
教授将他另一边屁股也挪上讲台，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坐好，依然对我穷究下去：“我实在愿意请教：中国富强的标准是什么？这儿坐了二十几个国家的学生，我想大家都有兴趣弄清楚这一点。”
我突然一下感慨万千，竟恨得牙根儿发痒，狠狠用眼戳着这个刁钻古怪的教授，站了起来对他说，一字一字地：“最起码的一条是：任何一个离开国门的我的同胞，再不会受到像我今日要承受的这类刁难。”
教授倏地离了讲台向我走来，我才发现他的眼睛很明亮，笑容很灿烂。他将一只手掌放在我肩上，轻轻说：“我丝毫没有刁难您的意思，我只是想知道，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是如何看待他们自己国家的。”然后，他两步走到教室中央，大声宣布：“我向中国人脱帽致敬。下课。”
出了教室，台湾同胞与我并排儿走。好一会儿后，两人不约而同地看着对方说：“一起喝杯咖啡好吗？”
⑨夏令营中的较量（1993.11）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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