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一个小测试：您会认为一截磨损的电线更恐怖还是一条活体的蛇？我觉得是后者。而实际上，破损电线对现代人造成的伤害要猛于蛇。

可是为什么我还是会觉得蛇是更危险的致命物呢？这是因为蛇对我们祖先造成的惊吓要远甚于磨损的电线，后者在人类进化历史中出现的时间太短，其恐惧指数无法在基因水平上表现出来。

人的其他感情也莫不与人类的进化史有关。这就是人本主义的要义。比如说，我们对住宅的选择，有一种回到祖先居住地的本能的渴望，于是，房产企业家用“山水名居”、“花园洋房”这类的人造自然景象来打动消费者，因为我们的祖先居住在大自然中。在这样一种倾向的支配下，城市的发展如同一棵大树，树龄越长，中心越空：郊区离自然近，郊区的房产成为富人的首选，也是绝大部分城市人心仪的目标，城市中心的人气指数越来越低。

借用一下古巴比伦空中花园的思路来改造一下我们的城市如何？把城市的交通全部“沉入”地下，把城市的高楼全部披上植物，把城市的地面全部种草种树，变成非洲热带稀树大草原那样的景观，这样，我们从城市的建设物里进出，犹如山顶洞人进出他们的洞穴。我们离自然也近似地像山顶洞人挨得那么近，我们的城市就像避免大树那样的空心。

阿西莫夫写了一本名叫《钢窟》的科幻小说，其中是一个全由地下城市构成的世界。把地面腾出给其他动植物，这样，乡村就近在咫尺，即只在地下城市水平面上几百码的地方，自然界只隔着一部电梯的距离。日本正在考虑阿西莫夫的设想，有些项目已进行规划。这一切都可以从渴望回到祖先居住地的本能中获得解释。对钢筋水泥建造的城市，可以通过塑料疏导板和人造土壤，把任何一座建筑的前后左右上五面全部披上绿装，而且造价仅是建层本身造价的千分之五。这可以让我们的建筑获得山洞那种部分的好处，比如山洞的温度比较恒定，远离噪音。

如果我们真的不想让城市“空心”，而一时又不能发展地下城市，就去建立空中花园吧。这并不是科幻，而是可以立即着手进行的事情。我们完全能对现代版的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给予期待。

1５、成龙到北大讲课

明星与大学向来是媒体关注的焦点。10月17日成龙在北京大学刚讲完课，媒体就争相报道，虽然题目和侧重点各异，但成龙的一段话都没有省略：你们知道我是你们的荣誉教授吗？之前一直请我来讲课，我打马虎眼就过去了，其实我不是不想来，而是不敢来。北大即使不属于全世界一流的学府，在中国也是数一数二，我来干什么？你们都是大学生，我连书都没有读多少。任何一个在座的人的学问都比我的好。

在担任北大荣誉教授之前，成龙是香港院士、博士、荣誉教授，还去剑桥、哈佛用JackieChan（成龙的英文名字）的破英文教过课。

由成龙的话,可以引出另外一个话题：谁有资格到北大讲课？

很早是周星驰，今年又有刘镇伟、李连杰相继到北大讲课。查阅相关的新闻就会知道，媒体曾把他们到北大讲课上升到大学精神沦落与否来讨论，而且多持批评态度，认为北大利用演员的知名度作秀，成了明星的后花园和娱乐场所，是大学精神的沦落。不单影视明星，和通俗沾上边的金庸和李敖到北大讲课，也遭到过铺天盖地的非议。

一个没读过多少书的演员到中国数一数二的学府讲课，从学术角度讲，意义确实不大。然而，大学教学生的仅仅是学术吗？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非常经典地解释过：“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非谓有大楼之谓。”大学是智慧与博大胸怀的代表，不应是大楼、自大的代表。

北大的校训原来是“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后来改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清华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上海复旦大学的校训是“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这都说明“大学精神”的核心是兼收并蓄精华。

成龙到北大讲课，正是体现了大学的精神。我们的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有多少人能够取得成龙、周星驰和金庸、李敖的成就？又有几人能如成龙那样满世界穿着唐装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成龙本身就是一本教材，他的人生之路并不平坦，其中的艰辛、坚强和博爱以及民族精神，的确值得大学生们借鉴。

1６、别的名字

就像中国人以前自报家门叫“燕人张翼德”和“常山赵子龙”一样，我们熟悉的“达·芬奇”，其实是“芬奇镇的列奥纳多”。

一定有些什么，是我们不能言说的东西，从时间的缝隙里和万物一起滋长出来，界定了人们的常识和经验。比如说一个名字，当你知道他叫这个名字的时候，你知道他在别的地方、别的时代，有人叫他别的名字吗？

就拿达·芬奇来说，研究意大利文学的吕同六先生，叫他“芬奇镇的列奥纳多”。因为“达”在意大利语里是“在”的意思，“芬奇”则是意大利的一个小镇，也就是达·芬奇本人的出生地，而达·芬奇的全名是“列奥纳多·达·芬奇”，于是，就像中国人以前自报家门叫“燕人张翼德”和“常山赵子龙”一样，我们熟悉的“达·芬奇”就变成了“芬奇镇的列奥纳多”。

可是约定俗成，如果达·芬奇改名叫“列奥纳多”，我会在第一时间想起《泰坦尼克号》男主角的名字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而不是别人。网上有台湾网友谈论两岸的翻译，说台湾的“梵谷”到大陆变作“凡·高”，好像就成了普通人———如果都这样望文生义的话，大陆的“达·芬奇”，到了台湾变“达文西”，是不是就失却了他旷世少有的磊落英奇了呢？据说这位大画家可是文武双全的哦，单手便能掰断一只马蹄铁。

罗密欧与朱丽叶，上世纪30年代有旧译叫做“柔蜜欧与幽丽叶”，既“柔”且“幽”，不光“丽”，而且“蜜”，在当时可谓非常之鸳鸯蝴蝶而罗曼蒂克，是很新派的事。可是放在今天，却怎么看怎么觉得外国人不像跟我们用同一种材料做的，倒像是菠萝蜜一般的水果，或者，至少也是幽兰护肤霜之类。

阳朔西街，清康熙年间便已得名，民国时期赶时髦，改名叫“西马路”，可能那时候“马路”是一种大都市里才有的东西，说出来会比较铿锵有力，比如要是有人一拍胸脯说“我到过上海的四马路”，蒙蒙小地方人，还是很有气势的。同一条西街，“文革”时改名叫“东风路”，表示要以“东风压倒西风”。这种荒谬的更名事件，在当时全国许多地方都发生过，之后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又一起改了回来。

以上说的是由于地域和时间的不同，而造成的人们对名字接受上的差异。也有完全因为断句理解不同，说出来的名字就有天壤之别的，比如外地人到北京，会把“东四/十二条”断作“东四十二/条”———北京可真大，光东边就有四十二条！再比如外地人买苏州名优特产“真正/老/陆稿荐”的酱汁排骨，不知“陆稿荐”是一老字号，容易断成“真正/老陆/稿荐”，“老陆”反正是一了不起的创始人，以为这一点毫无异议，以为“稿荐”跟“推荐”沾点边，殊不知它在苏州话里，是“草垫”的意思，而“老”是正本清源，廓清所有冒牌货。

名字这东西，习惯成自然，是一种文化的鲜活表征。即便是在名字这么小的事上，有时候有了分歧都难以互相说服，更何况其他。赛珍珠写她旅居中国数十年的“异邦客”母亲时说过一句话，大意是说，一个人要属于一种文化，必须与它同生共长，容不得半点抽离。如今东奔西走的人多了，不时的“抽离”常常在所难免，知道达·芬奇叫达·芬奇，也不排除人家有时候在有的地方叫叫别的名字。

1７、有用的猫

有一户人家的母猫生了三只小猫。三只小猫断奶后，憨态可掬，招人喜爱。附近的人听说有猫仔可抱养，纷纷前来询问。不久，便被抱走一只。这天中午，我在门口乘凉，正好碰到一老汉来看猫仔。

老汉，精短身材，脸色红润，精神抖擞。母猫带着两只小猫在方桌下纳凉。老汉在征得人家的同意后，凑近小猫细细观察。他先是用手势逗小猫玩。体壮灵活的小花猫摇头摆尾，一双骨碌碌的眼睛煞是可爱；那只小白猫对人爱理不理。老汉用手疼爱地抚摸小花猫，顺便吹了几声口哨，并赞不绝口。小花猫挺会招人疼，一跳一跃，颇有几分下山老虎之势。老汉又把注意力转向小白猫，可他伸手向小白猫示好时，小白猫“喵”的一声，并不买账。老汉脸色不悦，嘟了一句“丑东西”。老汉又拿起一块鱼骨头喂两只小猫，小花猫很开心，小白猫仍然爱理不理，显得十分懒怠。

老汉抱起小花猫，亲手喂鱼，甚至亲了小花猫一口，喜爱溢于言表。末了，老汉对主人说：“我要小白猫！”众人疑惑不解，老汉也不多说。

旁边有一个小饭店，几杯米酒下肚，老汉的话闸拉开了：“本来，今天我并不打算要猫的。猫生仔，一龙二虎三猫四老鼠，越多越没用。白天活跃的猫，晚上贪睡。傲气的猫，与人保持距离。贪吃的猫，鬼才信它会捉老鼠呢……”我恍然大悟。

末了，老汉丢下一句话：“我不喜欢小白猫，但它有用。”

1８、取而代之

几位汽车司机在一起谈论恋爱、婚姻、家庭,不约而同都以轮胎来作比拟。

司机甲：我看中了我们公司一位靓女，天天发短信给她，向她表露自己的爱慕之情，可她置若罔闻。这好似在一辆行驶的车上，她是前轮，我是后轮，追呀，追呀，后轮总是追不上前轮。

司机乙：我们结婚了，建立了家庭，共同承担家庭生计大事。这好似在一辆大卡车上，我们是一对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双轮胎，共同负担大卡车分配的载重任务，共同为驱使大卡车行驶而飞转。

司机丙：我们离婚了，这好似原来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双轮胎脱轴了，一个飞向东边，一个飞向西边。

司机丁：我们的婚姻中出现了第三者，这第三者好似挂在车辆后面的备用胎，瞪着眼睛觊觎着我们，总想把我这个“轮胎”排斥出去好取而代之。

1９、坚持下去

上世纪70年代，美国癌症研究专家朱达·福克曼提出了一个大胆想法：肿瘤细胞需要血液提供营养。如果没有血管，癌细胞得不到血液供应，肿瘤就会缩小乃至消失，就不会对人或动物构成危害。经过多年潜心研究，他据此制出了血管生成抑制剂。如今，有很多癌症患者受益于这个研究。

但在朱达·福克曼首次提出肿瘤新学说时，医学界的主流观点是，肿瘤不能诱导身体产生供应肿瘤营养的新血管。专家们认为他的想法是异想天开，毫无价值。但福克曼却几十年都投身于这个领域的研究。其间，他受到了同行无数次的怀疑与奚落。

在朱达·福克曼名气越来越大、研究成果得到认可时，他已经独自寂寞地耕耘了35年。福克曼说过的一句话是：“坚持与固执不同，我选择了一个值得钻研的研究领域，然后始终不渝地坚持下去。”

2０、不能放下

饱受疾病折磨的史铁生以《病隙碎笔》荣获今年的鲁迅文学奖散文奖。他在颁奖后说：“困境的本质对于人的伤害是一样的，如果不去寻找生命的意义，生命就没有意义。”

史铁生今年55岁，21岁因病致残，在轮椅上度过了30多年。他却写出了知青题材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哲理性长篇小说《务虚笔记》、散文《我与地坛》等优秀作品，分别获得过1983年和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

这个顽强的汉子，近几年又得了尿毒症，肾也随之衰竭，时刻都徘徊在死亡边缘，写作变得极其困难。这次获奖的《病隙碎笔》，前后写了4年，有时一天只能写几行字。一般人看来，这样的遭遇和经历，一定是痛苦而又悲伤的。但史铁生却非常乐观。他说：“把悲观认识清楚了就是乐观。”因此，这个坐轮椅的汉子总是笑容满面，甚至有人说他是中国最爱笑的作家。

史铁生说：“生病算是一项别开生面的经历。”由于疾病，他一星期要去医院透析3次，由于贫血，缺氧，没有力气，他有时觉得自己可能写不了了。这时，支撑他创作的力量完全来自于意志，因为他意识到：“不能放下，否则可能就彻底放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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