惆怅悲苦中饱受折磨。
诗人回归田园,崇尚自然,这里“自然”指人的质朴真实、率性而行的本性。他无法忍受官场对人的本性的扭曲,追求“本我”“真我”,不一味趋同,以求保存他的社会政治理想和人格价值,从字里行间我们不也体味到济世不得的痛苦与回归田园的无奈了吗?
因此,本文陶渊明的思想感情,既有回归田园的欢悦,又有理想受挫的失落和忧伤,应有完整的认识。
背负了太多岁月的阴影,真的让他好累。沉溺于过去,也必将让他丧失了现在和未来,于是,他选择了离开。酣眠的午夜,他一个人,随着孤零零的帆影,踏上了回乡的小船。月光还是黯淡的,四周还是静谧的。他的衣袖随风飘摇,但此时,他却拥有几分坦然,几分欢喜。全新的生活随着初升的太阳,就要开始了,他与朋友、家人一同早出晚归享受着田园之乐,他与他们一起品尝着粗茶淡饭,享受着那一分简单无忧的友情以及难得的亲情。(这段小文为我们点染了陶渊明的远离官场的轻松、归途之乐和田园之致,在叙述中不乏精美、自然的语言点缀。)
小船在水面轻轻摇荡、漂浮着,微风飘飘柔柔地吹拂我的衣衫,轻轻暧暧地爱抚我的面颊,踏着山雀的歌韵,我醉饮船前船后的山泉。青山回响着船桨的激水,将我所有的乡愁揉碎。眼前是一帧浓浓淡淡的黑白照片,两岸静卧的野草是它的背景。我倾听鸟的对唱,虫的独吟。阳光斜洒,洒满我回家的路。远远的,能看见那个宁静而温馨的茅屋,笼罩在淡烟里,飘渺虚无……(这是一篇情景交融最好体现的作品。那种无忧的恬淡如闲适的中国画,一缕一缕向我们走来,小船、微风、歌韵、阳光组合成了一幅似静又动的画面。陶渊明就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我们才知道,距离我们那么遥远的五 柳 先生竟是这样的洒脱、无羁。)
陶渊明是属于时代的,他永远是古代文人心灵中的一片净土。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代社会,陶渊明大约是很寂寞的,把他引为知己者应该已经很少。人们要关心收入、职称、住房,关心孩子的学习、就业、婚姻,关心上司的意图甚至神情,关心自己的仕途升迁……心被各种现实问题塞满的现代人,哪里有闲工夫如陶老夫子一样去观松赏菊,饮酒赋诗呢?特别是在某些以所谓弘道济世、气干青云自诩的人的心中,这“中国第一大隐”官场失意便避世无为的态度更让他们不屑,比起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忧国忧民来,那不啻有霄壤之别。
我们怎样在喧嚣的尘世让心中积郁的块垒消散,怎样在繁杂的市声中让浮躁的心灵宁静,穿越时间隧道,在陶渊明的南野田园中飘荡,与寂寞的诗魂倾心交谈,或许能让甘泉涌过荒漠,在胸中流出一片绿洲。且让我们想象一下陶夫子归家时的情景。宽袍大袖,迎着轻爽的河风,立于船头的陶公,在这样的晨光熹微中,奔向温馨的家居。他的神态是那样的幸福、轻松、安详、超脱,这时的他实实在在像一只“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小鸟呢!
陶渊明是寂寞的,这寂寞就在一个真字,真性情,真言语,真行为。要做到这一个真字,还真需要一番勇气和智慧。在矢志不移和随波逐流之间,在现实利益和神圣价值发生冲突时,选择的天平最终将偏向哪一端?这是一个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的问题。“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人生是短暂的,人生需要旷达。现代人,守住内心的寂寞,别让心灵蒙尘,因为寂寞是一种美丽,寂寞使人诗意地安居!
羁鸟—— 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借安详静谧的田园村居生活,烘托有翅不能伸的“羁鸟”,借“困守笼中”的“羁鸟”隐喻“误落尘网”的作者的心绪。“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对于鸟儿来说,蓝天是它的向往,山林是它的家园,飞翔是它的生命,可是《归园田居》中的这只毫不经意地出现的“鸟”,早已远离了家园,失去了自由。它久在樊笼,有翅难飞,行为人役,心为俗累,寄人篱下,仰人鼻息,每天只能靠自己的强欢颜笑、摇尾乞怜来讨得主人的欢心。失去了山林,失去了蓝天,失去了朋友,失去了自由,只能哀哀无告地生活在主人为它量身定做的美丽而牢实的金丝笼里。可以想见,一旦它能冲破牢笼,回归自然,那该是何等撼人心魄的兴奋和喜悦啊!其实,这只求飞不得的“羁鸟”就是“误入官场”的陶渊明难堪处境的写照。可怜的诗人不也正像那只哀哀无告、苦苦挣扎的“羁鸟”吗?正如山林是羁鸟的渴盼一样,田园也是诗人的归宿,那里有鸡鸣狗吠的祥和幽静,有桃李榆柳的花果飘香,有村落炊烟的温馨可人,有躬耕自食的坦然踏实,更有纤尘不染的心性高洁,拥有自然和自然的美好,拥有自由和自由的生活。
归鸟 —— 《饮酒》(其五)是陶渊明众多“归鸟”诗篇中最能体现诗人回归自然,回归性情,保持真我思想的诗篇。“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作者游目骋怀,参透自然,却故意把自然“真意”说得如此飘缈朦胧,其实稍加玩味,便不难发现真意是什么。秋菊自开自谢,保持一份洁白淡泊;南山自古及今,保持一份肃穆庄严;太阳朝升暮落,保持一份秩序宁静。自然万物,各随其分,各安其道,消长生息,穷通演化,莫不自自然然,实实在在。飞鸟投林的描写更是充分强化了这一天地观念。像天地万物一样,飞鸟早出晚归,远近觅食,有困顿劳碌的疲惫和紧张,也有安顿休息的轻松和愉悦,有呼朋引伴的热闹,也有失群掉队的孤单,该去则去,该回则回,一切随顺自然,和山林、夕阳、南山、秋菊、东篱构成了一幅天然纯美、自然静谧的图画。在这幅图画中,在投林归鸟身上,我们看到了作者的影子。作者游历南山,参阅天地,猛然间,豁然开朗:自己不也正如一只疲倦归飞的鸟儿吗?山气弥漫,日落西山,该回家了,家在哪儿呢?不在宦海官场,不在利达富贵,不在荣辱沉浮,家在山水田园,家在南山秋菊,家在山林夕阳,那份出于自然、回归自然、纤尘不染的至真性情才是诗人真正的精神家园啊!抱朴返真,回归自然,这才是诗歌“归鸟”意象真正要暗示我们的内涵。可以说,这只小小的归鸟,这只与同伴同飞、与山林同眠、与夕阳同行、与自然同道的小鸟,还与诗人同心,正是这种天人合一、人鸟同道赋予了陶诗以深刻的哲学内涵。
“酒能祛百虑,菊为制颓龄。”文人士大夫的爱菊,远祖是屈原,有诗为证,“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离骚》)但真正的始祖却要论有菊癖的隐士陶渊明,他不但种菊,以菊下酒,还写下不少咏菊诗。“秋菊有佳色,挹露掇其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菊花凌寒而开,幽香灿烂,“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宋遗民郑思肖)正是这样一种孤芳自赏的高傲品质吸引了诗人、造就了诗人。在咏菊诗中,我们容易感受“战地黄花分外香”、“满城尽带黄金甲”的战斗与辉煌,可曾体察到陶渊明笔下的“佳色”之秋菊、采菊之“悠然”的质朴与平淡?“菊,花之隐逸者也。”菊花是陶渊明委顺自然大化生命观的寄托,也是陶渊明傲然脱俗的人格象征。
诗人爱菊,更爱松。在中国文化中,松树的地位极其崇高,当得百木之长的荣誉。孔子对松的赞语是:“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话同他的思想一同进入了中国文化的核心。岁寒三友松、竹、梅,松居首位。!“三径就荒”何足惜,有“松菊犹存”悦其心、“抚孤松”快其意足矣。青松是孤独的,亦如寂寞的陶渊明;青松是挺拔的,亦如傲岸的隐逸者。人生最可贵的是固守,而固守的是松的贫瘠、菊的凄美,如果没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挺立一生的主体人格,又如何能“卓然见高枝”呢?
今天的我们应该换个角度去品读陶潜,即从人性的角度来考虑其价值和意义。因为陶潜的选择恰好代表了人们对精神自由的终极追求:个性的张扬和人性的解放。自然的人在社会中常常扮演着不同角色,但不是每一个角色都让人称心如意。由于时代的要求,社会的责任,家庭的义务,个人的名利等等的约束,人们无法摆脱,无法超越,而不得不从事一些本来不愿意从事的职业(包括官职),说一些不想说的话(包括应酬),于是如陶潜所说的“心为形役”,成了自己、他人和外物的奴隶,不再是自己了。但是,人们的内心又时时刻刻渴望着能摆脱俗世的烦恼,能自由轻松地生活。所以,敢于放弃社会责任(不止是官职),做回他自己(不止是“归园田”),按照自己内心真实想法去生活的陶潜,才成为了许多人推崇的偶像。
所以陶潜放弃的不是某个官职,而是一种让他不自由的“社会角色”,他要做回了一个自然的、完整的自己,让自己旷达的天性得以保全。在《归去来兮辞》结尾一段中,他更是直接表达了这个观点。他说:因为“吾生之行休”,加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他决定和以前的那个影响他限制他的“社会角色”决裂,“委心任去留”,“乐夫天命”。不要忘了他“性本爱丘山”。
“春无鸟声,夏无蝉声,秋无虫声,冬无雷声,因为四季都有马达轰鸣。”这句话深深道出了都市的无奈,当然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一只都市侯鸟都重返田园,但请我们在心底常常忆起“稻禾、豆架、蓑衣、草帽、犁铧、锄头、耕牛、牧童、村姑……”,常常哼唱《乡间的小路》,常常吟咏《归园田居》,也许它会洗去烦躁、郁闷,让我们的心灵保持一种宁静与旷达。
菊花,清高超逸,是中国古代文人典型性格的象徵,是诗人们喜爱吟咏歌颂的对象。自古以来,以菊花为题材的诗歌多不胜数,但最能刻画出菊花的神髓的,莫过於“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以及《红楼梦》中“魁夺菊花诗”的林黛玉。林黛玉和陶渊明的性格,也就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典型性格。中国古代文人是怀才不遇的一群,每多伤春悲秋之作,借以抒发他们对命运的感叹。林黛玉也不例外,《葬花词》就是她这方面的代表作。之所以有这种感叹,是因为希望在现实社会中有所成就而受挫,黑暗的现实往往使他们感到无法存身,如果不愿向现实妥协,则只有像陶渊明那样归隐。不为官、不出仕,啸傲林泉,虽然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却成了文人群中一种高风亮节的体现。曹雪芹直指林黛玉是“世外仙姝”,也是出於这个原因。
《谏太宗十思疏》(魏征)魏征,字玄成。唐朝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太宗时任谏议大夫、检校侍中。魏征敢于犯颜直谏,魏征一生上疏言事二百多次,所言多被太宗采纳。据史载:贞观十七年,魏征病卒。太宗自制碑文,并为书石。对侍臣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从字里行间我们感受到一代忠臣魏征,为使唐王朝长治久安而敢于直谏的高度责任感,使命感。
魏征“十思”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十思”的核心内容是居安思危、正己安人,以达到“治平天下”的目的,但具体又有所侧重。它大体上是每两句成对,两句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密切,因而可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知足”“知止”(克制物质欲望),不奢纵扰民;二是“谦冲自牧”,不骄傲自满;三是“慎始敬终”,不好逸无度;四是“正身黜恶”,不受蒙蔽利用;五是赏罚公正,不凭个人喜怒。除此之外,又有“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两条,也应包括在“治平天下”的条件之内,因为选能择善 权在人 君。但这两条与“十思”性质不同,做到“十思”,才能选能择善。果能做到“十思”,“宏兹九德”,选能择善,那么,政治前景一片光明:(从秉性气质、品格能力区分)智、勇、仁、信四种人各尽其长,(从职役划分)文、武两类人各尽其用。人君垂衣拱手,就能治理好天下。
古人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即使君子,也难免有过,不同的是“过也,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已。古代帝王置谏官,自己有了错误,臣下可以进谏。帝王,自以为是“天之子”,富有四海,臣服万民,行为万世师,言作万世法,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俯视—切,能倾听逆耳之言,采纳美芹之献的,历史上并不多见。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也有少数聪明一点的,为了坐稳江山,笼络人心,也能从谏如流。有圣君,有贤臣,使政治稳定,国泰民安,历史上称为太平盛世。像唐太宗与魏征,就是一例。而最突出最典型的,要数邹忌与齐威王了。
讽谏帝王,是冒险的事。批“龙鳞”,逆“圣听”,需要大勇与大智。多少忠臣义士,赤心耿耿,尽忠进谏,结果呢,有的被挖心,有的被放逐。比干、屈原悲惨的故事,千古流传。
【仿写示例】:
1、雄鹰自由自在地飞翔,才会展现其雄姿;骏马自由自在地奔驰,方显其才华;人也只有自由地发展,才会尽其天赋。雄鹰困在笼中,还想要它展翅于蓝天;骏马拴在槽枥,还想要它奔驰于草原,谁都知道这不可能。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志在四方,做父母的总想把他们拴在家里,却还想要他们出人头地,这难道不是把雄鹰困在笼中,还想要它于蓝天里展翅;把骏马拴在槽枥,还想要它于草原上奔驰吗?
2、要想鸟儿飞得高,就要给它一片湛蓝的天空;要想树木长得茂盛,就要给它一方肥沃的土地;要想语文学得好,就必须给它一个广博的积累。没有肥沃的土地,却要树木长得茂盛;没有湛蓝的天空,却要鸟儿飞得高;没有广博的积累,却要语文学得好,我虽然愚昧无知,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何况你这明智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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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骚》与《屈原列传》屈原,战国末期楚国人,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诗人。在政治上他推崇“美政”,即圣君贤相的政治,认为只有圣君贤相才能把国家治理好,有强烈的忧国忧民,忠君致治的思想。屈原“美政”的另一体现是民本思想。这在他的作品里也有很清晰的表述,如“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所谓圣君贤相,所谓美政,就是要看能否解决民生疾苦问题,能否致民于康乐之境。他明知尽忠的为患,但不忍舍弃自己的政治理想,很好地表现了屈原坚持“美政”、至死不渝的高尚节操,抒发了诗人忧国忧民、献身理想的爱国情感。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翻译)只要是我心中所向往喜欢的,即使死去九次也不会后悔。(评析)这一句表明屈原志向不改,坚贞不屈。真可说是一条铁骨铮铮的汉子。屈原最不能容忍的是那群无耻小人对他的恶毒诬蔑,下决心绝对不和他们合流,他自比不合群的鸷鸟,孤傲、矫健,“自前世而固然”,他不想改变,也无法改变,这就像方圆不能周,异道不相安一样。他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虽九死其犹未悔”和同出自于《离骚》的“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诗句是后人引以自勉和共勉最多的句子。
《离骚》中作者常以“香草”“美人”来比喻自己、贤士 和 君王,并表达政治理想,这是《离骚》的一大艺术特色,这种方法也叫“移情法”即不直接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而是把它寄寓于某一物上,也就是“移情于物”,这种方法在古典诗词中广泛运用,在政治不清明的时代,借用“移情”,可言难言之语,可抒难抒之情。
“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指九天以为正兮,夫维灵修之故也”——忠君报国,虽死不悔。 “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坚持真理,永不言弃。这些感天动地的诗句,令我们感受到诗人高贵的品质,宁死不屈的精神。正如司马迁所赞:“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而从此,一种永世不曾泯灭的信念——对真理的信仰和对理想的追求,一种千古不变的情愫——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乡土的依恋,深探注入到中华文化中来,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光辉传统。
屈原首先是一位伟大的智者,一位才华出众而识见过人的智者。问题在于,世间智者颇多,而如何使用才智,则是个人的悲剧与否的关键。在屈原与渔父问答中,渔父明确地劝他:“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如果将这段问答视为后人怀念屈原时虚构的话,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看作召唤屈原如何使用自己才智的另一种声音。屈原如果顺从了这种声音,他至少不会遭遇被流放而自沉江水的悲剧,亦不失为“明智”的选择。但是,屈原坚守自己的心灵操守,就只能走向悲剧
尤其令人深思的是,在《屈原列传》中,在历史上的许多现实的场合,真正的智者与忠者,力量总是那么孤弱;将心智用于谋私,用于邪恶的人又是那样之多。上官大夫“心害其能”而“争宠”;靳尚、郑袖为了私利而卖国;而怀王又昏愦无能,任由奸佞害忠。这是人性的丑陋,这更是社会机制对人性丑陋的纵容。于是乎,君将不君,国亦不国,超越于任何个人悲剧的国家悲剧亦势所难免地发生了。这便是司马迁从人的灵魂深处,从人间关系之中所揭示的屈原悲剧的最深刻之处,亦是屈原悲剧最有价值的地方。
每读《史记•屈原列传》,我的脑海中就会交替映现出两幅遥远而清晰的画面:一幅是,被放逐于江湘之间的屈原,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一边踽踽独行,一边悲切吟唱。这就是后人所谓的“屈子行吟图”,是屈原作为诗人的永恒雕像。一幅是,屈原自沉一百六十多年之后,年方二十的司马迁“南游江淮”,来到屈原自沉的汨罗江畔,临流凭吊,嘘唏垂涕。
理解这两幅充满浓郁的悲剧气息的画面的关联,我们完全可以把他们看作是一位悲剧诗人和一位悲剧诗人式的史学家的灵魂穿越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在汨罗江畔,在司马迁幽禁的囚室中进行的一次对话;看作是司马迁对屈原的诗人之心的深刻解读。正因为如此,这篇《屈原列传》便不仅是对屈原生平事迹的简要记载,而且是对屈原的诗人之心的“真实”记录。
《报任安书》中说:“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作为诗人的屈原,就是司马迁心中的“倜傥非常之人”。所以,司马迁为屈原而“悲其志”,为屈原而临渊流涕,并采用屈原《涉江》诗中“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的句意,亦为屈原下一断语:“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其志洁,故其称物芳”。意即由于屈原有着异常高洁的人品,所以才引用了许多美人香草来作比喻。
《屈原列传》最后两部分通过屈原同渔父的比喻性对话,让屈原将自己以死保节的决心作了最终的表白,在那“举世混浊”、“众人皆醉”的恶劣环境中,唯独屈原保持了“清醒”的政治头脑,“清白”的品德节操使他“宁赴常流”“葬身鱼腹”决不“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也决不“以皓皓之白,蒙世之温蠖”。这种洁身自好的高尚节操和宁折不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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