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爱因斯坦在瑞士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就读时，他的导师是数学家明可夫斯基。

   有一次，爱因斯坦问明可夫斯基：“一个人，比如我吧，究竟怎样才能在科学领域、在人生道路上，留下自己的闪光足迹、做出自己的杰出贡献呢？”这是一个“尖端”的问题，明可夫斯基表示要好好想一想日后予以解答。三天后，明可夫斯基告诉爱因斯坦答案来了！他拉起爱因斯坦就朝一处建筑工地走去，而且径直踏上了建筑工人们刚刚铺平的水泥地面。在建筑工人们的呵斥声中，爱因斯坦被弄得一头雾水，不解地问明可夫斯基：“老师，您这不是领我误入‘歧途’吗？”“对、对，正是这样！”明可夫斯基说：“看到了吧？只有尚未凝固的水泥路面，才能留下深深的脚印。那些凝固很久的老路面，那些被无数人、无数脚步走过的地方，你别想再踩出脚印来……”听到这里，爱因斯坦沉思良久，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

   从此，一种非常强烈的创新和开拓意识，开始主导着爱因斯坦的思维和行动。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从来不记忆和思考词典、手册里的东西，我的脑袋只用来记忆和思考那些还没载入书本的东西。”于是，就在爱因斯坦走出校园，初涉世事的几年里，他作为伯尔尼专利局里默默无闻的小职员，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科学研究，为人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科学史册上留下了深深的闪光的足迹。

   6３、闲话图书馆

   中国一向只有藏书楼。不管是官家的还是私家的，重点都在“藏”，看，是其次的。天一阁大大有名，不要说外人，就是范家的人，要上楼也不容易。据说一位女子因歆羡其藏书，嫁到了范家，结果也未能登楼入室、一饱眼福，终于饮恨而终。这样把书藏起来，与无书何异？

   大概受了藏书楼式管理的影响，中国有了公共图书馆之后，在管理方法上也大体是主藏。“馆藏”若干，“善本”若干，是炫耀的资本。至于借阅，手续之繁复，条件之苛刻，几乎是一贯的。更有甚者，把公共的资源当成了单位牟利的手段。

   那年去旧金山，因为逗留时间稍长，办了一张市图书馆的阅览证。办证极简单，拿着护照，到借阅处一登记，那里输入电脑，随即就递过了借阅证。这证可以在旧金山市的十几个社区图书馆通用，每次可以借阅一二十本书，借阅时间也很宽裕，从容看完，无人催索。图书完全开架，任你自选。还书更为方便，每家图书馆门外都有一个大方桶，略似邮筒而体积更大，投口也大。不论在哪家借的书，还的时候只要投入你最为方便的一个还书筒中即可，无需再办什么手续。图书馆每天有车收罗还书，分送各馆。残疾人和年老行动不便的老人，需要借阅盲文或音像资料，打一个电话就有人送上门来。还的时候只需丢在邮筒里自会有邮递员送回。

   我很少听到美国人说什么几条便民利民措施之类的话，但他们的各种公共事业似乎都明白一个道理：他们是为公众服务的，无论定什么制度，立什么规矩，都是为了公众方便，而不是为了自己方便。比如图书馆，就要便利于读者借书和看书，而不是相反。令我诧异的是，为什么几乎天天把公众利益挂在嘴上的国人，一到办事的时候，似乎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和小团体的利益与方便。公众呢？让他们麻烦去吧——这就不独图书馆了。

   6４、一生

   当你1岁的时候，她喂你并给你洗澡，而作为报答，你整晚哭着。

   当你3岁的时候，她怜爱地为你做菜，而作为报答，你把一盘她做的菜扔在地上。

   当你4岁的时候，她给你买下彩色笔，而作为报答，你涂了满墙的抽象画。

   当你9岁的时候，她付了很多钱给你辅导钢琴，而作为报答，你常常旷课并且从不练习。

   当你14岁的时候，她付了你一个月的野营费，而你没有给她打一个电话。

   当你18岁的时候，她为你高中毕业感动得流下眼泪，而你跟朋友聚会到明天。

   当你19岁的时候，她付了你的大学学费又送你到学校，你要求她在离校门口比较远的地方下车，怕被朋友看见会丢脸。

   当你20岁的时候，她问你：“你整天去哪里？”而你回答：“我不想像你一样。”

   当你23岁的时候，她给你买家具让你布置你的新家，而你对朋友说她买的家具真是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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