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卷子时，蒋昕捷习惯性地先瞄了一眼作文题。这是一道以诚信为话题的作文，并没有让他产生特别的感觉。于是先做前面的，其中的阅读理解是道图文题，上面画了匹很大的马，下面的文字提到了赤兔马，蒋的心里“咯噔”一下，“有了”。

接下来的故事顺理成章：5岁就迷上袁阔成讲的《三国演义》，小学就读过很多遍《三国演义》，甚至连打游戏都喜欢“三国”题材的蒋昕捷，平时就曾琢磨过赤兔马的下落，他根据赤兔马先后跟随吕布、关羽，后病死在马忠之手的情节，杜撰了赤兔马为忠义诚信的关羽殉主的故事。这就是名震中学教育界的江苏省首篇满分高考作文《赤兔之死》的诞生过程。

四五十分钟的答卷过程行云流水，唯一不大习惯的，是连监考老师也不时好奇地走过来看一下。这让他心里有了底，“作文还没写完，我就知道自己肯定能拿高分了。”虽然古白话文谈不上标准，还把年份搞错了，但这些瑕疵显然并未冲淡给阅卷老师带来的惊喜。

“语言非常老练，词汇也很丰富，本来给的58分，后来何老师(江苏省高考语文阅卷组组长何永康)说，既然已经58分了，离满分只有2分了，没有别的大的毛病啊，索性给满分。”参加2001年高考阅卷的金陵中学语文教师喻旭初回忆。

8年后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起考场上的情形，已经成为《中国青年报》记者的蒋昕捷说，自己并未担心用古白话文写作所潜藏的标新立异的风险，“从1999年的《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起，高考作文就已经进入了话题作文阶段，我当时看过何永康老师编的2000年优秀高考作文选，里面早已经有四幕剧和故事新编的形式了。”蒋感叹话题作文赋予他的相对自由，“我比较喜欢叙事，现在到了报社也写不好新闻评论，如果当时规定死了一定要写成议论文，我顶多拿个平均分。”

30年的演变

进入教育部考试中心网站的“普通高考”页面，“高考作文”是与“高考动态”和“考试大纲”并列的三个子项目之一。这个细节或许可以多少看出高考作文在教育部门心中的分量。

“在总分150分的(全国高考)语文科目，作文占了60分——在总分200分的江苏、上海和福建也占了70分，是所有科目里单个题目所占分值最大的题；加上中国科举以文取士的传统意识，让无论是考生、老师还是一般的社会公众，都对高考作文格外重视。”喻旭初如此分析。

喻旭初从1978年恢复高考开始，连续多年参加高考阅卷，“1978年的作文题是缩写《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给了一篇很长的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材料，还没有脱离‘文革’前的政治腔调。”他与南京另一位优秀语文教师曹洪玲有一致的看法，即从新时期恢复高考起，直到20世纪末的20年多时间，主宰高考作文的主流意识形态并未有大的改变，“都是政治演绎或者道德审判。”

可以从侧面印证这个说法的定量分析，来自研究者吴妹喜对1978年至2005年全国统考题文体的统计：1998年以前对文体的要求较严，每一年都规定了只能写什么样的文体，这个时间段里有13年规定了只能写议论文——而这正是演绎政治和道德命题的绝佳文体；1999年除诗歌外文体不限，2000年以后，有时连诗歌都未做限定。

北京市西城区教研中心教研室主任付文昌注意到，历年高考作文题目在设置语境时有过于虚化的倾向：1990年根据小姑娘对玫瑰园的不同看法，描写片断和写议论文；1995年根据寓言诗《鸟的评说》描写片段和写议论文——都是外国寓言，虚拟的材料。1997年根据小学五年级学生背双腿瘫痪的同学六年的故事，描写片断和写议论文。

与此对应，造成的后果，研究者张怀智在2006年设计过一个实验：在一个32人的班内布置了5篇作文，题目分别是《代价》《珍惜》《年味》《放弃》《荣与辱》，5个题目的共同特点是，均可以现实的社会生活、学生的日常生活作为题材。实验的结果是，在160篇文章中，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仅十几篇。“这说明学生很少把反映现实生活作为作文的主要内容，大部分作文的内容取材于历史人物和事件，有的是编造的人和事，其中还有网络游戏故事。”

1999年被认为是具有转折意义的年份。在接受采访的研究者和一线教师中，该年的作文题《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被多次提及。而作为当年高考命题的操盘手，全国高考语文命题组原组长张雄对《中国新闻周刊》提起自己的作品，不无得意之感，对于那些准备了满腹套话的考生来说，“这个题目你非得自己去想象不可”。

但在更多人看来，张雄这个举动是一种无奈的应对。1997年11月，《北京文学》以“忧思中国语文教育”为题，刊登了三篇文章，分别出自一位小学生家长、一位中学语文教师和一位大学文科教师，在北京掀起了一场对于语文教育的大讨论。该刊的立场，可以用次年刊登的文章《误尽苍生》和《我们失去了什么》来概括。而1998年全国高考卷的题目《战胜脆弱》或《坚韧，我追求的品格》，一度成为杂文作者针砭语文教育积弊的素材——吴妹喜在研究论文中写道，“据抽样调查，1998年某省的高考作文试卷，竟然有40%的作文都出现在‘父母双亡’的‘考验’下‘战胜脆弱’的假话。”

《假如记忆可以移植》给考生带来的不只是想象力。北京清华附中特级教师杨建宇提醒本刊记者，“你要注意，从这年起，文体开始松动了。以后话题作文‘立意自定、文体自选、题目自拟’的‘三自’原则，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原来的命题作文和给材料作文的主要问题是格式化和八股化，这些套路都有一套口诀”，而话题作文带来的新问题是，“由于话题作文外延太宽泛，导致宿构(准备现成文章套题)的现象猛增。”杨建宇分析说，“语言学家曾经做过实验，任意两个毫不相关的概念之间只相隔不超过3个媒概念。命题作文虽然‘死板’，但对文题的界定是很明显的，而话题作文给的材料只作为参考，写作时可以不必引用，甚至不必提及，加上过度自由的‘三自’原则，让宿构现象防不胜防。”杨建宇参与2002年高考作文《诚信》的阅卷，就发现《读者文摘》上的一则诚信故事，被好几个学生发挥成了考场作文。“不得抄袭，不得套作，不得脱离材料”的“三不”原则就是针对此种情况提出的。

自主命题的指挥棒效应

17个省自主命题，加上全国卷一共18份高考试卷，这就是世界最大规模的考试——中国高考目前的格局。全国统考卷一统天下的格局发生大规模变化是从2004年开始的。早在1987年，上海就开始了自主命题，此后，北京和天津相继加入。到了2004年，自主命题的省份骤然增加到11个。

2004年初夏的一天，南京大学的王继志教授在宾馆里冥思苦想，他在为江苏首届自主命题的语文高考作文题而焦虑。“他在无意中从宾馆里向外看，发现景色很美，水看起来很灵动，山看起来很沉稳，他想到，世界上的很多东西，比如文学、生命等等，不都是很灵动的吗？而一些人的性格，是不是像山一样沉稳？于是他把这样的意思稍微加工了一下，做了文学化的表达，2004年的江苏作文题就这么出来了。”喻旭初这样向本刊记者转述他所知的江苏省首届自主作文命题的产生，不过他强调，这样的情况非常少见。

“据我所知，江苏省的语文高考命题是以大学教授为主，也会抽调一部分中学一线教师去参与命题，但他们主要的任务是做题，测试考题的信度。”连续带了9届高三毕业班的曹洪玲说，2004年江苏开始自主命题后，每年高三下学期开始时，都要召开全省的发布会，邀请各中学的语文备课组组长到会，解释题型变化和改革动向。

这是一个斗智斗勇的过程。场下的老师们纷纷往上递纸条，打听任何可能的信息；台上则守口如瓶，任你怎么软磨硬泡，说出的话跟打印出来的公开材料一模一样。聪明的老师还是会在命题组专家受邀开展的小范围演讲里听出蛛丝马迹，“他们掌握着全省的均分状况，会分析之前的高考题，这样的讲座，能听是一定要设法去听的”，曹洪玲自我评价，“我觉得我还算一个敏锐的人吧。”

今年6月7日语文考完后，曹洪玲的一位学生走出考场，兴奋地大叫，“曹老师，今年的作文题跟您预测的一模一样。”曹洪玲很欣慰，自己押了两三年的一个题，终于押中了。江苏省今年的作文题是《品味时尚》，而考前半个月，在学生们的最后一轮复习已经完成后，曹向学生们预测了两个作文题，《我看时尚》和《我身边的文化》，“那个孩子进行了一些准备，作文考得比较好。”

“其实也没那么复杂，你要看到江苏作文题的特点，是以本为本，以纲为纲”，曹说，“2007年的《怀想天空》，是根据我们必修教材最后一个单元教学目标的总标题《怀想历史的天空》变过来的；2008年的《好奇心》，在我们选修教材的一篇散文阅读里也能找到原型。”

出题者极力避免参考者“押题”的发生，至少目前看来，还未能如愿。

曹洪玲说，在今年的考试说明里，能力等级除了老的A(死记硬背)、B(灵活运用)、C(理解考察)、D(综合运用)外，E(审美能力)和F(探究能力)的要求增加了。尤其是审美能力这一块的分值全面提升，诗歌鉴赏由以前的6分变成10分，文学类文本的解读从原来的18~20分变成23分，加考部分也出现了经典文学名著。“这说明，江苏省今年考察的重点已经由前几年的注重哲理思辨上升到注重文化审美的阶段。”

曹洪玲更愿意把这种变化与江苏省2005年起实行的高中课改联系起来。江苏省教育厅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谈道，“高考方案应服从课程方案，而不是课程实施的指挥棒。”但至少在曹洪玲这个政策的终端，新课改的教育目标还是通过高考指挥棒传递过来的。

“大概在2006年的时候，也是新课改主导下的高考题开始发生变化的那年，我带的毕业班没有达到理想中的丰收状态，我开始反思自己，以前我可以用那些摸索好的经验，原封不动，一年不备课也能照常上课；最近的两三年，我开始尝试一些改革，加强跟学生的互动，引导他们开阔阅读视野。”

曹洪玲有时会下水作文(专业术语，意思是老师亲自示范写作文给学生看)，跟学生们进行同题竞赛，“不一定总能写得过他们”。她布置两个班的90多个“小兵”练习阅读理解，不是自己安排篇目，而是让他们自己去找近来受欢迎的散文作家，第二天，很多“小兵”选择了迟子建。对于自己一直关注的考题“节日文化”，曹让学生们自己编题做，相互指出出题者的不足，“眼高才能手高嘛”，“我原来只打算让他们找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想到他们搜集了世界各地的节日文化，学得很高兴。”

“这两三年，我觉得自己又找回了那种很享受教书的感觉”，曹洪玲说。

今年的江苏作文题《品味时尚》和北京作文题《隐形的翅膀》，在媒体上引发了一些关于城乡考生公平性的争论。但在中学教育界，这似乎并未被看作问题，曹洪玲说，“在江苏省实行自主命题后，今年的高考作文题最受好评，不是我猜中了才这么说，我们同行之间交流，其他的老师也一致叫好。”杨建宇也谈道，“就算没听过那首流行歌曲，考生看了歌词也能明白命题者的意思，农村学生在审题上的劣势并没有媒体说的那么明显。”

从缩写《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里国家领导人大篇幅的讲话，到《隐形的翅膀》里寥寥几句歌词，32年的高考作文题经历了一个由沉重到轻盈的变化过程。这也逼迫着曹洪玲这样的一线语文教师，为学生提供新的写作和话语范式，曹洪玲说自己在给学生讲课时，根本不用上世纪90年代的范文，“那时候的范文拿到现在，能及格就不错了。”

命题组长的命题经

高考作文命题考虑的最大因素，就是猜题和反猜题的斗争

张雄在一线教语文30多年，曾任教于北大附中，后被调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在上世纪90年代直到本世纪初的几年，长期担任全国高考语文命题组组长。他的从教生涯颇富戏剧性，是一个“从自己拼命猜题到拼命防着别人猜题的过程”。整个采访过程中，张雄重复得最多的话是，“我虽然退出命题组了，有些话还是不便多说”，尽管如此，他还是在可以说的范围内，谈了一些“个人看法”。

高考作文命题考虑的最大因素，就是猜题和反猜题的斗争，全国的老师都在猜，我们得让你猜不着。猜题很难绝对避免，我们整个命题组能有几个人啊，所见能有多广啊，不定哪个犄角旮旯里头的摸底卷子里出了这么一个题。所谓避免，只是尽可能而已。反正市面上常见的那些真题会避开，绝对不能跟它重了。因为我们很反对这些个真题，碰上哪个真题蒙对了，它就要得意了，销路马上大增，变成我们给它做广告。关于怎么防猜题，很多内部情况，我不方便说。

我们这个命题组是分成几摊，有一摊专门考虑作文，有北师大的，有华南师大的，等等。他们几个人，在来之前就要考虑作文题。原来命题组集中的时间比较早，完了就解放了，反正大家签个保密协议，各自负起责任吧。后来不是出了泄密的情况嘛，集中就晚了——你不能把人关那么久啊。一般语文命题组是10个人左右，作文题这个组是两到三个，但是他们也只是先集中考虑一段时间而已，然后提交提案，真正命题还得全组讨论，我们内部有两个口号：“横挑鼻子竖挑眼”和“肝胆相照”，所有人都想办法找你毛病。反反复复讨论，全部被推翻是常有的事，最终还是要全组决定，不是那两三个人能决定的，他们只是先准备着。整个过程要持续半个月，让人头晕脑胀，我每到这时夜夜失眠，都睡不着觉了，脑袋跟棉花套一样。

再就是尽量多给学生争取一些空间，我在主持高考命题时就坚持一条：文体不限，诗歌除外。有些阅卷老师对文体抠得太死，离开了这些个规矩他说你跑题，写说明就不许加点议论，这怎么可能？这就出现很多冤假错案。有一年我出了个书信题，可以抒情、可以议论、可以叙述。有个浙江的孩子很有文采，很抒情，阅卷老师认为写信不应该抒情，打了个不及格分，我发现时已经来不及了。

还有一个原因是性别和性格有差异，一般来说男生在议论方面擅长一些，女生在抒情方面擅长一些，我规定你写议论，女生倒了霉了，我规定你写抒情，男生倒了霉了。有一年北京题，是北大孔庆东出的题，出的议论文，他的出发点是很多大学生写个毕业论文都不会写，可是一规定议论文，糟了，北京那年一片哗然，“什么叫议论？议论不许带抒情”等等等等，有一批冤假错案。我打电话给北京市的命题组组长，问为什么不搞文体不限呢？

有一点我是相当离经叛道的：我主张学生虚构，什么道理呢？实际上你在上学的时候，写作文有没有虚构过？你要求学生说实话，否则就是不诚实，上纲上线，但一个中学生哪有那么多生活经验？我翻译过一本美国教材，对我很有启发，《虚构》是其中一章。中国的传统观念讲究“修辞立其诚”，但虚构和谎话不是一个概念。1999年的全国高考题《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是广东一个教授出的，我觉得好，就挑中了，这个题目你非得自己去想象不可。接下来一年的题目是《答案是丰富多彩的》，是江苏泰州中学一位老师在编写教材时，给我寄了一套来，我一翻，发现这么个好题：事物的正确答案不止一个，稍微给他变了变样。

还有个导向问题，就是这个时候提这个话题比较合适。比如2001年的《诚信》，本来在社会转型期，最好不给学生直接答案，在多元化社会，让学生自己谈自己的看法，这是最好的。但是有的时候我给你个答案，《诚信》这个题，答案很明确，跟别的题不太一样，为什么呢？说实话这是有所为而发。语文课完全超然物外也不可能。

当然，同时也得变点花样，所以说，我们出题的第一个原则，就是让你摸不着。尽可能公平，也是一个原则，还有一个原则呢，是尽可能根据不同形式，有点侧重点。我敲你一棒子，下回不干了，但这个题我希望引起社会的重视，比如命题《诚信》，是因为我们社会转型之后，这个问题很尖锐。我从来不赞成高考题随着政治转，但是也不赞成语文课进入象牙塔，只有结合现实结合得紧了，才能考察学生思维的灵敏度，反应能力，他的视野开阔不开阔。

关于这些问题我写过一本书，是原来我承担的一个全国性的课题，叫《大规模考试评分误差研究》，就是谈作文的评分问题，这是个世界性的难题，全世界都存在着极大的误差，我们在北京、河北、江西、广东搞了一次调查，举出了一些典型的样卷，这些样卷为什么这么评分，然后搞了个参照量表，在不同项目里规定了若干原则。那时候还没有电脑阅卷，现在的电脑阅卷我也看了看，最早在广西搞的，那时候叫无纸化阅卷，它在进步，但是也消除不了误差。现在的误差是总分的十分之一，现在大多数高考作文的总分是60分，就是允许6分的幅度，这6分对考生来说是不得了的。

当然，我们还是得肯定它比原来的浮动要小一些，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在广州搞实验的时候，出过一个记叙文题目，叫《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结果出了一篇很有意思的作文，他没跟活人说话，他跟死去的姐姐说话，两个有点名气的老教师就互相拍着桌子，一个说简直好极了，构思新颖，一个说十分荒唐，活人怎么可以跟死人说话？30分的满分，一个给了26分，一个给了0分。差距就能这么大。

近年的高考作文题目发布后，媒体都会刊发大量由非应考者“虚拟”的作文，成为高考作文话题炙手可热的又一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