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代高考作文出题人，都带着一种“宏大思维”,说是“选择”，其实无可选择。多年来，语文高考试题没有关涉“文化”本身。

    高考年年让人关注，作文题更是街谈巷议。20世纪50年代至今，高考作文题共出了近百个（1977年30个题另加历年春季题），好文题有一些，像《假如记忆可以移植》（2000年）、《鸟的评说》（1995年）、《习惯》（1988年）、《雨后》（1962年）、《我的母亲》（1957年）。但也有一些文题不尽如人意。我深知拟一个好文题着实不易，所以站着说话不腰疼，放诞狂言。

语文：自身价值何处寻？

    我总觉得，咱们的高考作文题，不像语文题，而更像政治题、伦理道德题。

    咱们的作文题，一直关注当年的重大事件，引导学生从重大事件出发思考重大意义，这是出题人的历史习惯，传统思维。回首50余载高考历史，不难看出这一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1982年题）、“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1977年北京题）、“缩写：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1978年题）、“给越南人民的一封信”（1965年题）、“一位革命先辈的事迹鼓舞着我”（1961年题）、“大跃进中激动人心的一幕”（1958年题）。

    浏览这些题目，会发现，每代高考作文出题人，都带着一种“宏大思维”，都努力继承并倡导咱们先辈几百年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写作传统，情绪盎然地关注着当年的社会热点尤其政治热点。

    由此，就很容易理解，今年高考作文为什么会这样了。全国“心灵的选择”，实际扣合着去年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北京“规则”，实际扣合着“中国加入WTO”、“日韩世界杯”；上海“面向大海”，实际紧扣着上海在新世纪，全面对外开放、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形势。均沿袭同一种历史思路、命题思路。

    命题者可能认为，高考作文，社会影响力大，关注者众多，理应出得“有思想意义”，理应关注重大意义和宏大事件，不能把题目出得太“小家子气”。

    引导学生关注热点，参与当下事件，思考重大意义，似乎理所当然。但，这恐怕不应是高考作文的主要功能、主要特征。语文本姓“语”，有其自身功用，作文本姓“文”，理应关注学生的文字、词采、情思、理趣，把此作为考查的核心与重点。何况，学生还有一门单独承担思想、道德、意义的“政治”课程。

    出一道作文题目，思路、方法多多。这种沿袭已久的“关注当下热点，思考思想意义，贬抑小我，高扬大我”的命题思路，毕竟只能是众多思路、方法中之一种。几年偶尔为之未尝不可。若几十年一以贯之，执意为之，就未免闭塞、单一甚至僵化了。

    试想，每年出题，命题者首先就想，今年的重大事件是什么？热点是什么？咱语文高考如何去配合？人们不禁要问，这，是出语文题，还是出政治道德题呢？是语文考试，还是道德考试？